“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
国际研讨会综述
赵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发表于《美育学刊》2013年第1期
2012年9月2日—3日，“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本次会议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开幕式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刘雨教授主持，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谢地坤研究员、国际美学协会副主席、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亚莱·艾尔贞(ADİLE JALE ERZEN)教授等分别为会议致辞。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土耳其、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吉林省作协等众多知名大学、研究机构的3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哲学动态》、《社会科学战线》、《艺术评论》等学术刊物的代表也应邀与会。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中西方美学研究的生活论转向、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中国古典与近代生活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美学研究、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对话。
一、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与生活美学理论建构
当代美学的视野从艺术、自然风光拓展到环境、社会进而向日常生活开放，关注生活、回到生活，是大多数与会学者关注的重心，由此引发了会议对中西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及这一背景下生活美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等话题的讨论。
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美国长岛大学）认为，近几十年来美学研究的范围急剧扩大，美学的主流已经不再专注于艺术和自然风光，美学原理已被广泛用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艺术也越来越多地拒绝传统的思维范式，超越了所有的界限，诸如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艺术家和观看者之间的界限、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等，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他提出美学范围的扩张并非这一学科的“堕落”，从学术门类而言，美学还属于比较年轻的一门学科，它在晚近的变化昭示着该学科性质的变化——这变化不仅意味着更大的学科包容性，而是标志着美学研究的根本性改变，即从研究物体之美转移到研究经历之美、感性之美等方面来。
谢地坤（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从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及其“本体论之变”的历史维度梳理了生活美学的学理和思想系谱。他认为，思想的建树与学术的建构在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中始终是并进、互动的，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思想为起点的中国当代美学经历了从“实践论美学”、“生存论美学”到“生活论美学”的转向，它们分别代表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实践主义”、“生存主义”与“生活主义”三种思潮。今天我应当超越传统的对立与分化，与国际潮流同步，回归生活世界，以“生活”为本体重构美学。
刘悦笛（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认为，“生活美学”是中西方近十年来同时兴起的美学新潮，它本身就是“文化间性”浪潮和美学多元化的产物。美学从关注艺术、环境进而开始“关注生活”、“回归生活”，这也造成了新世纪国际美学界的“生活论转向”。随着西方与西方、西方与东方、东方与东方之间的对话日益频繁，东西双方的美学在当代艺术、环境与生活这三个新方向上得以相互推动和共同发展。如今审美已经被当作了人类、环境与世界发展的“深层尺度”，当代艺术逐渐消解与日常“生活”的边界，环境业已成为作为“生活”的环境，当代艺术哲学与环境美学都已经出现融入“生活美学”的历史大趋势。在文化间性的互动之间，具有“新的中国性”的生活美学，可以对于以当代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日常美学做出自身的解答，从而双向拓展中西美学的发展。
王确（东北师范大学）认为关于生活美学的讨论是对历史和现实挑战的回应，意味着美学关注问题意识、文化针对性的自觉和一种新的美学范式的“发现”而非“发生”。西方美学在蜕变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某种现实关切，不断修正中国现代美学的方向，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在世品格。正是这种在世品格的存在，构成了当下生活美学的渊源。他强调确认生活美学不是为了建构某种美学的理论，而是在亲近和尊重生活，承认生活原有的审美品质；不是要颠覆掉经典美学的所有努力，而是要使美学返回到原来的广阔视野；不是要把被现代文化史命名为艺术的那些东西清除出美学的地盘，而是要打破自律艺术对美学的独自占有和一统天下，把艺术与生活的情感经验同时纳入美学的视界。
陈晓明（北京大学）回顾了自鲍姆嘉通、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尼采、德里达和马尔库塞的美学发展历程，提出生活美学转向并非始自今日，而是现代性美学所追求的感性解放步步加剧的后果，甚至就是现代性美学在其转折变革之初所寻求的结果。他认为以网络为表征的电子科技，正在创造无穷无尽的感性表象，由此带来了文明形式的改变，即视听文明的到来。它全盘地改变了当代生活的方式和形式，改变了主体对待自我、对待世界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存在方式，这构成了今天美学的生活论转向的现实基础。生活美学的到来是不可抗拒的，但也有潜在的危险，尤其应当警惕“审美的生活”蜕变为“生活的虚拟化”的矛盾和困境。
艾伦·卡尔松（Allen Arvid Carlson，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提出，传统美学要求以剥离现世和超功利的体验方式来欣赏审美客体，而日常生活则往往是世俗而平凡的，由此形成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与典型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天然对立，构成了生活美学的困境。他考察了传统形式主义、审美化、家和壁炉法（home and hearth approach）、现代现象学、介入法等五种已经出现的试图突破生活美学困境的方法，讨论了它们各自的局限，并提出新的见解：“认知法”，即从知识中为丰满和适当的审美寻找资源，认识日常生活的有趣的细节、复杂的产生方法和细微的运转方式。
王春雨（东北师范大学）认为应把生活美学转向放在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美学的发生发展与人、与人的生活一直密切相关，从来就不存在脱离人的生活的“美”和“美学”。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对“生活”定义以及如何正视我们当下面临的“生活”的特殊状态和意义。中国当下美学的“生活”转向，应该指向马克思所说的涵盖整个社会生活的人类实践，在这种“大生活”的理论前提下建构生活美学理论。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活美学与美学元问题反思
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蔓延和生活美学的兴起，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命题、范畴和概念诸如审美体验、艺术性、先锋派、戏剧及欣赏，以及审美与实用在生活中的构成关系等，也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和反思。
玛丽·戈尔茨坦（Mary Bittner Goldstein，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提出日渐增多的鉴赏日常生活中事物的需要激发了美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但“体验艺术品之美”和“体验生活中寻常之物之美”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她运用康德关于“自由的美”和“依附的美”的区分理论，仔细考察了“审美体验”的边界和性质，认为体验艺术之美与体验生活和视听环境之美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可以阐释、表达、展示出来的，而后者则与之相反。
高建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探讨了历史上“艺术”概念所具有的意义，提出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本来就是一种运用艺术来影响生活的方式。尽管当代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但它仍然会存在，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区分也会变化。一些当代西方学者认为，艺术是救赎，将艺术当成救世之药。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艺术应该成为生活的解毒剂而非迷幻药。但是，这种说法仍有严重的缺陷。如果艺术只是异化社会中的反异化力量的话，那么，艺术则依赖于社会的异化而存在。他提出，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艺术的边界就是创造的边界。文学艺术要针对社会发言，这种针对性既要有批判性，也要指向未来。
亚莱·艾尔贞（ADİLE JALE ERZEN，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则认为，任何试图系统界定“艺术”的尝试都是不可信的，选取那些固有的、已经发现的东西作为艺术品都将违背其作为艺术品的意义和可理解性。她把异化感、惊奇感作为界定产生于工业化时代的“先锋派”艺术的重要依据，并且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和落后地区的生活用品和日常事物，在那些接受了艺术和美学教育、习惯了西方艺术环境的人看来，却是具备某些先锋派艺术特征的。正是这种由时间隔离、空间断裂、文化异质带来的异化感、惊奇感，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基于传统的艺术和审美角度的艺术品进行重新考量，并且重构先锋派艺术的概念，即“被发现的先锋派”。
苏珊·菲根（Susan Louise Feagin，美国天普大学）重新讨论了“戏剧”概念以期回答“普通的人类行为如何构成戏剧表演创作的一部分”这一问题。她认为艾伦·卡普罗的“发生的事情”的戏剧定义、安东尼·阿尔托关于“表演可能引发观众的强烈和负面的情绪反应”的讨论和奥古斯托·波瓦的“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场所里到处都在上演戏剧”的观念，分别从行动、情绪反应和地点三个维度论证了戏剧融入普通生活的方式。观众与演员的互动，舞台与观众席、演员与观众、表演与观赏之间界限的消失，表明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溶解，而戏剧“欣赏”的过程，也就不仅是一种建立在知识和经验背景之上的个人内心活动，它也可以带有一种公开的、公众的行为维度，成为在与他人共享的空间里发生的一种活动。
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提出，艺术摄影所给予我们的体验与日常生活的体验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较之于其他艺术媒介，它更适用于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美学元素。从摄影的角度讲，从事纯摄影活动的摄影师们正是运用照片来使观赏者对周围世界拥有深入的和个性化的体会；从照片处理上说，摄影家们通过对照片处理方面的实验探索，为照片在广告领域的运用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使得观赏者对于生活中照片拍摄和欣赏的传统方式有了新的拓展；从场景摄影看，欣赏图片，不论是画作还是照片，都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从翻拍摄影来说，翻拍摄影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观赏者重新考虑摄影图片的本质，尤其是辩证地思考照片在当代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原创还是翻拍，照片已经深深根植与当代生活的文化中。艺术摄影的变化在于摄影师们在创作过程中没有刻意将其作品与日常生活划清界限，就像其他艺术媒介一样，摄影艺术也融入生活当中，不再是先前所谓的“自治艺术”，它已经能够以其他方式丰富日常生活的美学。
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John Davies，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对珠宝、配饰、衣着等人类装饰品的起源和发展进行研究，阐释了饰物的装饰性、标志性、象征性、区分性功能，提出个人饰物并非无关紧要、毫无意义，而是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的，诸如财富、闲暇、社会地位、所属群体、团结程度、宗教信仰、护身符、个性表征等。他认为，饰物的审美特质与其功能性之间存在着某种构成性关系，审美能够强化饰物的社会功能。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借助于审美的方式来组织和实现个体、社会生活。
李洋（东北师范大学）提出，西方当代思想家如德勒兹、朗西埃、巴迪欧、詹姆逊、齐泽克、阿甘本等均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可以成为发生在思想界和美学界的“电影转向”，但这一转向与传统电影美学并未发生准确对接。他把电影放在日常生活、当代艺术、感性科学和意识形态等不同的舞台上，结合哲学家对电影艺术的介入策略、分析方法、重要概念和美学结论，提出美学为电影理论指出的新方向：人与图像的尺度关系（生活）、图像时代不同语言的内在流动（艺术）、艺术体制的转型（美学）和可感物分配的平等（政治）。
徐碧辉（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认为城市之美在其终极意义上说应该以“自然”作为其理想与目标。人作为自然之子，不能长久地脱离自然，城市建设便必须设法在“人化”环境中营造“自然”的气氛，塑造自然的感觉，在“人化”与“自然化”之间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这种平衡也就是李泽厚先生讲的“度”，这种“度”是一种自由的形式，即是为人所掌握了的形式。人化与自然化之间的这种“度”作为一种自由的形式便是美。从审美形态来讲，这种美，既不是自然美，也不是社会美，它是一种生态美。城市的生态美应该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直观感受形式之美，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所有感官之美；人的生存与发展，它要求在实用与审美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但首先考虑的是实用性；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人文之美。
三、中国古典与近现代生活美学传统
张未民（吉林省作协）认为“生活论”的讨论须有一种深切而广阔的、实际而坚定的、灵活而实用的价值维度，今天的讨论要和国际的“生活话语”接轨，发生某种交集，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在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语境下来触及这个话题的。他从语义分析入手讨论了“生活”一词在汉语语境下的历史语义流变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生活观念和哲学思想，提出在古代中国隐含着一条从“生”、“生生”到“生活”（日用）的观念演进线索，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种从“天地之心”到“生活之心”、从“为天地立心”到“为生活立心”的生活观念、智慧的自觉。
滕守尧（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活美学的鼻祖是老子。在老子看来，不管是生命还是生活，只要顺乎自然，或合“道”，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愉悦。老子心目中的“自然”，不是现代人所说美，也不是今人说的丑，而是一种不断超越文化和社会习俗所认定或定义的美丑，在不断变化和新奇中给人以愉悦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道的运行。顺乎自然或合乎道的生活才是本真的生活。本真的生活是通过创造使生活时刻变化、时刻新鲜、在美丑的变化中体验快感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就是中华传统中的艺术化生活——这是老子生活美学的真谛，也是中华艺术传统的灵魂。
潘襎（台湾佛光大学）认为，传统中国文人的生活美学建立在精致的人文思想，体现在诸如挂画、焚香、茶艺、花艺等生活艺术上。这些生活艺术从文人书斋延伸到户外的诗歌雅集，透过具体的生活作为，而使得传统中国的人文精神获得延续。然而，此种精神特色，在科举制度取消，新式教育系统移入中国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美学遭遇现实的课题，失去现实上的实践基盘。他提出，传统文化人的日常生活之积极意义在于“生生之德”之创造性，其创造性背面存在着“生活”的自我创造的积极价值，这对于应对当代生活的困境具有某种解决方案的价值。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六朝生活美学研究为例对中国古代生活美学研究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相比传统的审美思想、审美范畴、审美文化研究，在研究范围上，生活美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了，它改变了此前的美学研究以文艺为中心的研究方式，举凡衣、食、住、行、休闲、文艺、民俗、时尚等关联人们生活的重要文化现象，皆可纳入；在研究方法上，除传统的史论结合、文献解读之外，可以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采取整体论的视角，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加以解读；也可以借鉴田野调查式的研究方法，对典型人物或典型文化现象进行个案研究，以局内人的眼光深入其内部，对个人生活史加以挖掘，探讨其中的美学意蕴。
李昌舒（南京大学）以白居易为个案，分析了中唐时期文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美学意蕴。白居易等人以闲官的身份居住于东都洛阳，其生活方式以宴集和游赏为主，在享受感官刺激的同时又追求玄远的精神境界。从思想上说，这主要是受到南宗禅的影响，并以白居易的“中隐观”为思想基础。其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饮茶、填词、私人园林和清幽淡雅的审美趣味之形成。
刘晓丽（华东师范大学）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有两次“生活美学”转向，一次是抗战时期张爱玲、林语堂展现的“生活的细节”、“生活的艺术”，一次是新世纪代以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两次“生活美学”转向，承接不同的美学传统，回应不同的历史语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前者生长于宏大叙事的废墟中，为生活注入意义；后者本想逃离宏大叙事的沉重，却落入了现代商业神话，抽空生活的意义。今天，抬高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许正隐蔽地伤害着日常生活。
王红箫（东北师范大学）阐释了东北民间艺术“二人转”所蕴含的美学观念和生活智慧。她提出，“二人转”是东北底层人的“第二种生活”，它与生活“不隔语，不隔音，更要紧的是不隔心”，实现着观众与演员在日常生活中积蓄的情绪的快乐宣泄。“二人转”艺术中还蕴含着一种由“我·你·他”的关系升华出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
四、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反思与批判
冈林洋（日本同志社大学）以中国台湾地区南部山地屏东县雾台乡的原住民杜巴男及其三个儿子的制作为例，分析了两种日常生活艺术之间的文化交换。他认为杜巴男父子的制作虽然看起来是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一起出现并且呈现出某种“和谐”的景观，但它们与西方文脉中的“环境作品”拥有截然相反的内在构造，这种区分提醒我们仍应高度关注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区隔。他还提议以新的方法“文化交换”来理解现在台湾原住民的艺术。
董志强（四川师范大学）针对当下以“审美客体领域的审美化”与“审美主体生活状态的审美化”为表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了反思，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并不属于真正的审美活动，而是一种“伪审美化”：“审美客体领域的审美化”混淆了审美客体与审美对象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把审美客体直接等同于审美对象；“审美主体生活状态的审美化”则把休闲娱乐活动产生的放松或刺激的愉快体验等同于审美愉快，而忽略了审美体验中最重要的价值和标志——意义的创造与生发。这两方面的混淆的根源来自于错误地把审美活动理解为一种既定的、客观的生命活动形态。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带来的不是审美活动的普遍发生，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审美活动的一种消解，并导致审美活动发生的难度增大。
刘雨（东北师范大学）认为生活世界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呈现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似是而非的现象，因此审美阐释的对应性确认变得犹疑和缺乏自信，这使审美描述成为一种理解和接近对象的选择策略和一种“后见之明”。面对无限延展和变化的生活现实，审美化的生活不应仅仅是一种“感性的愉悦”的生活，更应该是一种充盈感性愉悦享受的精神化生活，它既要体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状态，符合人性诉求的选择，也要证明事物、经验之间普遍联系的存在，体现出由文化习俗所带来的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达观和谐的生活态度。
周均平（山东师范大学）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中出现的生活与艺术“同一”观点进行了质疑，他认为这一观点无论就实践而言，还是就学理来说，都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就实践而言，“同一”说所描述概括的现象（事实）不具备全面性和普遍性，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就学理而论，“同一”说在入思方法、问题语境、命题含义、判断标准、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存在难以顺理成章之处。“同一”说强烈表达了对理想的生活形态或艺术形态的向往和追求，对进一步打破艺术中心论，促进生活和艺术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推动美学和文艺学更深广地关注现实、走向生活，在学理上和实践上具有诸多重要意义，但其“同一”的目标难以实现，在根本上是一种生活乌托邦或艺术乌托邦。
程革（东北师范大学）认为美学是以启蒙的身份作为西学的一个分支进入中国的，美学的合法性向来依赖于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臣服以及后者的容忍度。90年代以降，美学的合法性遭到了普遍质疑，面对这一危机，美学工作者在学院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提出了生活美学、生活论转向、新的美学原则、社会生活审美化等一系列主张，这些主张是在市场化、急功近利化、肤浅化、去意义化、非灵韵化、薄诗意化的现实语境中重新为美学的合法性做出一次拯救性的努力。这种努力也许充满悲剧性，但极有可能又会成为一场闹剧或者荒诞剧。
李雷（《艺术评论》杂志社）“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后现代社会文化景观，其显在表征之一便是“公共艺术”的出场。公共艺术因其公共性提供了一种修复当代生活与艺术审美之间裂痕的方法，并使得文化共享与审美民主成为可能，但正如因公共领域的有限性和公共艺术的内在矛盾性而致使真正的公共精神无法彻底弘扬一样，“日常生活审美化”难免造成对多元审美旨趣的相对剥夺和对审美意识形态性的规避，正在此意义上，建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国审美民主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王确在闭幕式上所作的会议总结中说，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东方和西方学者展开了真诚的交流和对话，与会学者因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和知识积累，发现并提出了有关生活美学的多种多样的具有冲击力的看法和观点。本次会议使生活美学的多个理论侧面和探讨空间得到了可喜的呈现，对当下的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