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国外西藏艺术理论研究述评
罗易扉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29）
摘 要： 西藏具有丰富的艺术资源，仅选取1990年代以来国外西藏艺术理论研究作一综述。主要以方法论为分类依据，根据图像学、社会学、考古学及宗教学等不同的方法论归类述评，反映20年来西藏艺术理论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展现西藏艺术研究中重要理论与方法。
关键词： 综述；西藏；艺术理论；研究论著；方法论
分类号：J19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11）03-0063-9
西藏具有丰富的艺术遗产。关于艺术的研究方法也趋于多元化倾向。近年来，国外学者不仅采用了图像学、社会学以及考古学方法，同时也采用历史学甚至文学的形式来研究西藏艺术，很多学者采用不同的视角，比如通过研究西藏本土以及域外关系的语境考察西藏艺术。本文集中综述了1990年代以来的英文代表论著，主要通过学者所运用的方法论来进行分类述及。
奥地利美术史家李格尔认为，艺术如同植物一样，不同地域文化中的艺术具有不同的风格。西藏，这块土地，一直以来与“神秘”、“纯净”这样的语汇想链接，亦生长出别样韵味的艺术。西藏艺术可谓奇花异葩，其中视觉艺术颇为鲜丽。西藏具有丰富的艺术遗产，西藏艺术不但用视觉图像描绘了释迦牟尼佛的历史，还描摹了罗汉等不同宗教宗族创始人的历史。图像描绘出这些超凡脱俗的生命，在图像中采用不同形式展现佛、菩萨、女性神以及守护神。关注西藏艺术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旅程，神这个抽象的符号特质，在图像中成为存在，体现了人类特质，即慈悲、智慧、精神以及其他心灵现象。于是，在图像中，这些神灵不再是抽象的存在，而成为另一种实际的存在。西藏艺术亦体现出浓郁的装饰感，装饰在这里不仅仅为了单纯的颜色和构图的绚丽，而是体现了虔诚的宗教感，在斑斓的图像中复制宗教的偶像、主题和信条。西藏艺术在这种意义上不是那种毫无章法的神启的结果，而是一种心灵神圣幻想和辅助冥想的通道。
一、图像学中的西藏艺术
20世纪上半叶，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出现了图像学（Iconology）的研究方法，德裔美国学者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把美术史由图像的考据转变为对艺术作品的阐释，关注艺术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因此，在西藏艺术视觉研究中，图像学方法成为中外学者研究西藏视觉艺术的重要方法，他们对西藏绘画、唐卡、影像等视觉艺术进行图像学分析。其中洛克什•钱德拉、罗伯特•比尔、达嘉仁波切、罗伯特•瑟曼、爱利斯•格蒂、巴达恰利亚、图齐、聂•道格拉斯、史蒂芬•科萨克、珍妮•卡西•辛格、罗伯特•林诺斯等学者是运用图像学对西藏视觉艺术进行研究，将西藏艺术置入文化的语境中进行真实而生动的诠释的代表。
印度学者洛克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对佛教图像做了大量系统研究，其近年出版的12卷本《佛教图像辞典》[1]是研究西藏视觉艺术的重要著作。他的研究资料全面，涵盖了南亚、中国西藏、中国内地、日本等地的图像文献及文字文献，他运用具有纪年意义考古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了关于佛教图像的地区、时间体系的构架。同样，其著作《西藏艺术》[2]也是关于西藏视觉艺术的经典著作。钱德拉将《西藏艺术》分为十个部分进行详细分析①，即前言——献给西藏艺术；西藏：沉默的空间和土地；佛；菩萨；女神；密宗和曼荼罗；佛师，神秘主义者和国王；唐卡；佛塔；守护神。作者采用图像学对这些门类的视觉图像展开研究，解释这些不同身份人物图像背后的宗教和社会意义。钱德拉关于藏传佛教图像的著作还有《藏传佛教诸佛、菩萨及其他神像图像志：一个独特的万神殿》。[3]这是对于西藏佛、菩萨以及神明作出的图像学研究。本书对一所佛教圣殿（Chu Fo P'u-sa Sheng Hsiang Tsan）中的360幅木版画图像作出了图像学研究。它分析了这个神殿的独特功能，指出了每幅图的神学意义和图像意义。此外，钱德拉还在其另一著作《超越艺术西藏》[4]中追溯了在印度和西藏佛教神殿演化的过程。
英国艺术家罗伯特•比尔（Robert Beer）钻研、绘制西藏唐卡30年。近20年来，他更专注于呈现西藏图像艺术里的神祇、法王、象征符号与器物，是最早的对唐卡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人。他的著作《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5]研究了西藏艺术丰富而深刻的图像象征意义。罗伯特•比尔对藏传佛教复杂的意象与符号做出了深刻的图像学研究。以白描的画法、简洁典雅的线条描述图像符号起源、意义以及符号功能。揭开了多层次的符号象征意义和意象，从而为进入这神圣的艺术展开全景。这本西藏符号和图案全集，采用工笔绘画描绘了主要佛教符号和图案，囊括各式吉祥物、动物与神话动物、密宗器具、兵器、神器、植物、供物、手印等。全书图符共分八瑞相：宝伞、金鱼、宝瓶、妙莲、右旋白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八瑞物：宝镜、黄丹、酸奶、长寿茅草、木瓜、右旋白螺、朱砂、芥子；转轮王七政宝：金轮宝、神珠宝、玉女宝、主藏臣宝、白象宝、绀马宝、将军宝；象征物与供物: 三宝、三胜兽、和气四瑞、六长寿、三大菩萨、七供碗、祥麟法轮；动物与神话动物：大象、鹿、狮和雪狮、老虎、马与风马、四方超自然生灵、龙神、龙众、金翅鸟、摩羯、饕餮；星象符号： 太阳和月亮、五大元素（地、水、火、风、空）、须弥山、坛城供；主要礼仪和秘宗器具：金刚杵、法铃、十字金刚杵、卍字符、金刚橛；吉祥天母的五种神器：疾病种子袋、红咒语包、黑白骰子、魔线球、拘鬼牌 ；手印： 施予印、护法印、施依印、触地印、法轮印、大圆满手印。罗伯特•比尔用他的艺术生命来赋予藏传佛教艺术符号以生命。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图像符号的全集，而可以说是引领着我们对藏传佛教符号之旅，图案按主题分类，从自然景观元素图符例如岩石、云、彩虹等开始，之后拓展到花卉、树木、抽象符号、手印、几何纹等。本书写作时间长达8年，不仅极为精确细致地对图案做出了描摹，而且描述了其宗教符号的意义，以及这些图符在西藏的来源和发展历程。这本藏传佛教符号手册，全面研究了丰富而深刻的图像象征意义。
达嘉仁波切（Dagyab Rinpoche），罗伯特•瑟曼（Robert AF Thurman ）的著作《西藏文化中的佛教符号：对于九组典型符号研究》[6]是关于佛教符号研究的著作。达嘉仁波切，出生在西藏，20世纪60年代他随先辈移民到德国，现在波恩大学生活和执教以及做研究，从事藏传佛教研究达30年之久。他从东西方的两个视角分析和研究了佛教符号。藏传佛教是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符号。但他们都意味着什么？在这迷人的研究中，达嘉仁波切不仅阐明了藏传佛教九组典型符号，更可贵的是，在本书中他说明了符号如何成为建立藏族文化内部和外部的世界的桥梁。书中的佛教符号，不仅让我们通晓了符号的普通的公共传达意义，而且还通向了那个终极的现实，这些图符成为一个千年来传播知识的宝库。达嘉仁波切首先定义了每个符号，并且进一步阐明了符号在藏传佛教的内在观念以及世俗视觉表现。视觉是心灵的视觉符号表现，象征主义是人类精神的语言，本研究是其藏族符号术语全面系统的研究。
史蒂芬•科萨克（Steven M. Kossak），大都会博物馆南亚和东南亚艺术部副馆长，喜马拉雅艺术专家。珍妮•卡西•辛格（Jane Casey Singer）是研究喜马拉雅艺术方向的艺术史专家。两位学者合著的《神圣的视觉──前藏的早期绘画》[7]是研究前藏绘画的重要著作。西藏是著名佛教圣地，藏传佛教密宗绘画中蕴藏着无比的奥秘。错综复杂的曼荼罗，宁静的僧侣，富有意味的佛的图像，每幅作品在色彩的背后交织着宗教和艺术的分析。该研究时间跨度大，为公元950年至1400年的罕见的西藏早期绘画和手稿。本研究首先提供了与这些艺术作品相关的文学、历史以及宗教背景，参阅了当代艺术史家的研究以及当年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使者以及探险者的记录和研究。因为藏画的特点和传承是师徒制，故藏画的风格特点是随着学徒者所信仰的宗教组织有关系，故研究宗教团体是研究藏画的前提。珍妮•卡西•辛格著作颇丰，还著有《走向样式的西藏艺术》。[8]这本著作涵盖了关于藏族艺术的多种门类，包括绘画，雕塑，纺织品，建筑和壁画。作者分析和界定藏族艺术风格，并探讨年代、产地、赞助人、图像和宗教功能的诸多问题。此外，珍妮•卡西•辛格还著有《西藏雕塑遗产：朗姆（Nyingjei Lam）收藏》。[9]本研究涉及了有关朗姆收藏的雕塑。
罗伯特•林诺斯（Robert N Linrothe）的著作《天堂和羽：西藏罗汉绘画》[10]是纽约鲁宾博物馆的一个出色的研究。这个薄薄的104页的文本却探讨了从13世纪到19世纪汉藏艺术交流，作者以佛教罗汉绘画作为研究专题，根据图案、构成以及典型性图式来进行图像分析，来探讨汉藏文化和艺术的历史交流状况。林诺斯在《天堂和羽》这个专题中探究了西藏艺术与中国传统承传与变化的关系。同时，林诺斯对密宗研究也作出了重要研究，他在其著作《凶残的慈悲：早期印藏密教艺术中的怒相护法神》[11]中探讨了密宗艺术。中东地区学者聂•道格拉斯（Nik Douglas）的著作《西藏密宗符咒和护身符：230例原创版画复制品》[12]是关于藏传密宗佛教艺术研究的著作。作者探讨了藏传密宗佛教的法器、法宝、护身符和符咒的图像符号，对于这些符号的宗教、哲学、历史和艺术背景做出了展开分析。
二、宗教视野中的西藏艺术
藏族艺术是著名的具有伟大传统的艺术，像大多数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它主要是为宗教目的。印度教和佛教这两股宗教源流对亚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其影响往往含蓄地反映在南亚地区瑰丽多姿的艺术成就上。西藏是一片宗教的土地，很多学者从宗教的角度对西藏艺术进行研究。哲学与宗教，是生活的途径还是存在的方式？思考的路径是多样而复杂，这足以让后来者用不同的方式不停息地思考。同样，佛教从来没有停止去思考此类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丰富的藏传佛教视觉艺术采取独特的样式来对应宗教艺术。克劳德•李文森（Claude B. Levenson）与拉齐兹•哈马尼，派尔•克威尔内，乔纳森•兰道，伊恩•贝克，马丁•布拉文等学者从宗教视野中解读了西藏艺术神性的另一面别样的风景。
派尔•克威尔内(Per Kvaerne)，奥斯陆大学宗教史和西藏学教授，奥斯陆人类文化研究院比较研究所所长。1976年以来，他成为挪威科学院院士，并且担任1992年的西藏研究国际协会第六次会议的召集人。除了专注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苯教研究之外，他的研究领域还涉及晚期印度密宗佛教，他已发表著作《西藏苯教影像学》。[13]苯教被认为是西藏的原始宗教，在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之前就存在于这块雪域之地。虽然苯教的信徒逐渐减少，但目前在西藏很多地区仍然兴盛，特别是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呈现重建复兴趋势，不过苯教社团在西藏呈流亡状态。本书通过一系列的西方以及西藏的公共以及私人收藏，浓缩了宗教苯教的图像。乔纳森•兰道（Jonathan Landaw）的著作《图像的启示：西藏实践艺术》诠释了藏传佛教图像。[14]从安详的冥想的禅修到动态的人物，这些生动多样的图像往往令西方人着迷。这些人物是谁，这些图像的含义是什么？朴素的图像往往可以理解藏传佛教神圣艺术的内部世界。其中藏传佛教中重要典型性的图像，在这本书中得到很好的诠释。克劳德•李文森（Claude B. Levenson）与拉齐兹•哈马尼（Laziz Hamani）的《藏传佛教象征符号》是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15]从佛教的视野对人类的宗教终结问题做出了有关的思考。安托瓦内特•K•戈登(Antoinette K. Gordon)，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家，编录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罕见的西藏文物，是研究西藏宗教艺术的重要代表。研究范围包括庙画、书籍、木制品、礼器、长袍、面具、金属制品、乐器、珠宝、雕塑、曼荼罗和书法。戈登著作《藏族宗教艺术》，[16]综合研究了西藏艺术的宗教性。
在西藏艺术研究领域中，藏传佛教的相关遗存无论数量还是价值都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对于西藏佛教艺术研究，其中以玛丽琳•丽艾、约翰C •亨廷顿、帕特里夏•伯杰等学者为代表。
玛丽琳•丽艾（ Marylin M. Rhie），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亚洲艺术专家；瑟曼(Thurman)，哥伦比亚宗教学教授，他们将西藏神圣绘画作为研究对象，索求一个启蒙与涅槃境界，合著《变迁的世界：智慧与悲悯的西藏艺术》。[17]在佛教的修行中，诸佛示现的形象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图像”成为显密佛教艺术的重要关键。 所有的图像，甚至包括怪异的、恐怖、裸露的，都毫无例外是诸佛智慧与慈悲的化现。早期的佛教艺术中，表现诸佛的手法相当直接，毫无保留的冲击着观赏者；晚期的佛教艺术中，诸佛与其所住的法界，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和谐感，吸引观赏者进入其中；觉悟境界的实相，并与世俗实相合为一体。本书重点讨论了西藏艺术的神圣智慧与悲悯的特点，作品选自于200幅雪莱与唐纳德鲁宾基金会（The Shelley and Donald Rubin Foundation）收集全彩色藏族唐卡绘画。作品时间跨度是从12世纪至20世纪的西藏艺术。从图像学、宗教含义以及每幅作品的美学分析、风格以及来源进行研究。此外，玛丽琳•M•丽艾还著有《西藏神圣艺术》。[18]本书在绚丽的色彩视觉中，却诉说了佛陀的最高精神实质表现，那便是智慧和慈悲的融合的符号象征。本书收录了160幅西藏神圣绘画、雕塑、挂毯和其他作品。其中将近一半的作品是首次发表，比如彩色曼荼罗，天相和唐卡。这本令人印象深刻的书填补了西藏艺术的某个空白领域，收录了9至12世纪的写出的241幅作品，被誉为有史以来对西藏绘画和雕塑、论述西藏艺术智慧与慈悲特质的最重要著作。同时，本书中对唐卡的宗教意义、佛教图像学、唐卡绘画、雕塑以及曼荼罗美学的深入研究成果。
约翰C•亨廷顿（John C. Huntington），俄亥俄州立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亨廷顿教授是喜马拉雅艺术著名学者。约翰•亨廷顿的《轮回的祈祷：佛教冥想艺术》是关于喜马拉雅艺术的著作。[19]喜马拉雅佛教艺术是近年来最前沿的艺术史研究领域，虽然已经有一些大型展览展现了喜马拉雅文化的艺术成就，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艺术创作方面。这本著作可贵之处就在于关注了艺术创作领域，对此领域做出了重要的有价值的补充研究。本书研究了密教经典重要的视觉表现方式。认为密宗文本中所提的深刻的禅修技巧，是禅修者通过冥想达到理想完美境界，从而达到一种终极状态。本著作诠释了艺术作品的社会和宗教语境，视觉语言符号如何表达通向理想之路，这项研究是整个喜马拉雅艺术的佛教世界禅修实践的深奥的沉思。美国学者帕特里夏•伯杰（Patricia Berger），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前馆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佛教艺术的知名学者。帕特里夏•伯杰著作《帝国的虚空：佛教艺术与中国清朝政局》意义深远。[20]满清帝国对于佛教是采取支持和赞助态度，尤其是对于西藏和蒙古地区的佛教，这种政府行为常常被愤世嫉俗者认为是政治操纵。在此，本研究选取了一种新鲜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是帝国虚空而导致了对佛教的推广，致使在清宫廷里产生了大量的佛教绘画、雕塑、装饰艺术。清皇帝推行了一系列别具特色的视觉风格，即将汉、藏、尼泊尔甚至是欧洲巴洛克风格融合。绘画，雕塑和建筑提出了言语与图像之间的问题，意义是如何并置与拼贴在图像之中。
印度学者借助他们对梵文经典的语言优势关注密教图像研究，推进了密教艺术研究。洛克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研究了西藏的密教艺术。洛克什•钱德拉著、塔拉•堪德瑞卡（Tara chandrika）编的《印度的文化视野：怛特罗与佛教、艺术与考古、语言与文献研究》论文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密教及其艺术的研究。[21]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Eugene Donaldson ）3卷本著作《印度奥里萨邦的怛特罗与萨可塔艺术》主要对奥里萨邦约6～14世纪(也包括少数14世纪之后遗迹)的怛特罗与萨可塔遗迹进行详细考察。[22]莎拉（T N M Jshra）的《密教与佛教艺术》中涉及密教实践对佛教神像、写卷、唐卡等的影响。[23]此外，罗扈•毗罗 (Rag hu vira)、洛克什•钱德拉的著作《西藏的曼荼罗：金刚鬘•怛特罗集要》，对藏传密教中金刚鬘、怛特罗集要两个系统的曼荼罗图像进行了完整介绍说明，是关于藏密曼荼罗图像的一部重要著作。[24]劳弗（Ingo Detelf Lauf）的著作《西藏神圣的艺术：密宗遗产》，[25]这是最早的论述西藏艺术综合性的经典之一。它涵盖大部分艺术领域：绘画，雕塑，建筑等。这些均是研究密教艺术的重要著作。戴维•斯内尔格罗夫，桑田嘉美，杰夫•瓦特等学者对于西藏苯教艺术作出了研究，从苯教视野研究西藏艺术。著名藏学学者戴维•斯内尔格罗夫（David L. Snellgrove）曾经这样评论过苯教：“几个世纪以来，接受一切，没有拒绝，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藏族宗教的形式。”桑田嘉美（Samten G. Karmay），杰夫•瓦特（Jeff Watt）的著作《苯（Bon）：这个神奇的词：西藏本土宗教》，[26]这是第一本致力于对苯教文化以及艺术研究的专著。本书探讨和揭示了这一宗教迄今被忽略的许多珍宝。桑田嘉美深入探讨这个美妙文化领地，杰夫•瓦特主要研究了苯教和佛教艺术之间的不同之处。在研究苯教专题，如绘画专题时，结合孕育这些美丽的艺术和文物的文化历史背景，在研究苯教的同时，也展现了苯教艺术之美。
三、考古学、历史、文学中的西藏艺术
在一些关于西藏历史、文学、考古学等综合研究著作中涉及到西藏艺术。此类著作以艾米•海勒、文森特•贝勒萨、罗伯特 •费希尔、劳弗•贝特霍尔德、迈克尔•威利斯等学者为代表。
艾米•海勒（Amy Heller），欧洲目前资深的西藏艺术史学者之一，法国国立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员，亚洲艺术专家，兼职四川大学西藏研究中心。艾米•海勒编辑《藏西和西喜马拉雅山历史、文学、考古学和艺术研究论文集》，[27]这是国际协会藏学研究，2003年英格兰牛津第十次研讨会的会议成果。艾米•海勒藏学研究最初切入点是西藏宗教的仪规与护法神研究，她1992年在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Eudes)的博士论文是《涅萨寺的彩色写本：尼泊尔多波寺14世纪晚期至16世纪藏文文书》。[28]她的研究证明这些写本中14—15世纪的作品制作于比谢村的涅萨寺, 并且这些图案同样出现于14—15世纪尼泊尔加德满都山谷的传统绘画中。作者用了近十年时间, 通过碳十四分析等科学方法，加上历史文献和铭文的研究 , 证实了这些文本制作于11世纪至16世纪早期。它们呈现出四种不同的风格倾向：印度——尼泊尔风格、藏西风格、喜马拉雅西部的当地背景以及加德满都河谷尼瓦尔画风。艾米•海勒博士的研究使这些背景不明的写本和绘画重新纳入明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序列当中。艾米•海勒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追寻早期宗教艺术的发展痕迹，研究成果体现在其著作《喜马拉雅早期艺术（阿什莫林Ashmolean收藏）》[29]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艾米开始关注青海、四川等汉藏交界地区八九世纪带有古藏文题记、以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题材为主的摩崖石刻造像，集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结合青海等地出土的相关吐蕃文物及其与丝路敦煌乃至克什米尔、中亚的联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研究背景之上对卫藏地区的重点寺院，如大昭寺、扎唐寺、夏鲁寺等建筑样式、雕塑与壁画、寺藏文物做个案研究。这些成果集中在《西藏艺术：追寻理想精神》。[30]本书比较完整地对吐蕃时期西藏腹地与周边地区佛教艺术的风格、母题(motifs)及其渊源进行了有益的梳理。作者以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变化的佛教美学与艺术的观念为西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构筑一个蕴含历史线索的文化社会背景，然后将西藏艺术中的重要创作思潮、风格流派、著名传世作品都安置在如此背景之上加以解读。本书的副标题为“追寻公元600至2000年西藏艺术理想精神的发展”，艾米•海勒将艺术作品研究置放在历史，社会和宗教背景之下。她既采用了最新的国内外研究材料，也采用了一些还未公开的资料，采用藏传佛教的宗教人类学方法论来研究藏族艺术。
有关古代西藏文明的研究多从考古学研究方法论。弗吉尼亚大学学者约翰•文森特•贝勒萨（John Vincent Bellezza），在西藏文化史上是公认的前沿学者之一。贝勒萨重要著作是《象雄（zhang-zhung）西藏文明的根基：古代西藏古迹、岩画、文字以及口头传统的民族考古学研究》。[31]他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古象雄为西藏文明的起源。他采用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对古象雄文明展开分析，分析了古象雄文明对西藏文明进程的影响因素。著作包括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涉及到美学部分，第二部分对西藏地区宗教进行研究，第三部分研究了西藏地区的葬俗。在第一部分中，全面考察了西藏早期历史以及金属时期的美学。作者在长达12年的田野考察中，对于本区域丰厚的考古资源、形态、构造、神话的跨文化特点，作出了细致的文本分析。
四、本土以及域外辩证关系中的西藏艺术
有一类专家通过西藏艺术来探讨西藏本土以及域外传统的辩证关系，以及印度的艺术传统与土耳其艺术的影响对西藏的影响。克莱尔•哈里斯、戴维•杰克逊、希瑟•斯托达为此类方法论代表。
克莱尔•哈里斯（Clare Harris），牛津大学人类学讲师。哈里斯的《图像西藏》[32]首次对1951年以来的西藏艺术从两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是移民到国外的西藏画家，另一方面是西藏本土的藏族画家，研究了这两个艺术家群的问题。本著作为研究亚洲艺术、历史和宗教提供了新的资料。《图像西藏》研究特别之处是，研究了1951年以来，从本土画家以及国外的西藏画家的作品来研究图像，研究了特殊时期的特殊的画家群体。作者通过6年田野调查，采访并拍摄了代表性的藏族艺术家。哈里斯呈现了西藏被重新想象的资料，藏族散居创作、政治、身份认同、传统和现代性问题以及风格问题。
戴维•杰克逊（David P Jackson），鲁宾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研究西藏艺术史。他曾任汉堡大学藏学教授。戴维•杰克逊著有《赞助人与画家：司徒班钦（Situ Panchen）和新嘎赤派风格》。[33]西藏艺术中，极少数画家的生活为人所关注。然而，画家司徒班钦•却吉迥乃（Situ Panchen Chokyi Junge）以及被他影响的画派却很著名。画家游学四方，曾与他那个时代的军事、政治以及宗教领袖会晤。司徒班钦的最重要成就是创立了新嘎赤派风格，他的绘画人物形象融合了印度以及中国元明风格，中国画色彩布局深深影响其风景画特色，这种传统风格被认为代表着真正的藏族本土绘画形成。尤为重要的是，司徒不仅身为艺术家同时也是赞助人。本著作生动地叙述了司徒的绘画故事。数百年来，藏族艺术家一直将印度作为他们艺术向往之地。在1203年，印度的主要寺院遭到破坏，随之许多艺术家转而去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河谷，成为纽瓦尔艺术家。纽瓦尔风格也称作贝里风格，很快在西藏收到欢迎，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影响深远。《赞助人与画家：司徒班钦禅（Situ Panchen）和新嘎赤派风格 》一书除了关注贝里风格之外，还将萨迦派（Sakyapa）放置在历史和宗教的背景下诠释分析。此外，还研究了藏传绘画的结构和谱系。戴维•杰克逊还著有《西藏绘画中的尼泊尔传说》。[34]书中叙述了绘画中的外族神奇与美丽传说，将艺术置入文化语境之中。
希瑟•斯托达（Heather Stoddard）自1977年以来一直在巴黎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研究藏学。她曾在伦敦和巴黎研究藏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她经常往来于亚洲，包括印度、尼泊尔、日本和蒙古，尤其是中国西藏。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多次参与国际会议并编辑多册展览目录。早在公元9世纪开始，一直到15世纪，藏汉之间的艺术对话一直在持续着。希瑟•斯托达（Heather Stoddard）的《早期汉藏艺术》[35]就研究了汉藏之间的艺术对话。罗伯特•费希尔（Robert E. Fisher）著作《西藏艺术》，[36]在西藏这块神秘土地上，自古以来孕育了独具魅力的艺术，形成与其他地区佛教和亚洲艺术不同的风格。本书作者试图解读艺术风格和与之产生的地域关联，作者认识这是一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交织的关系。作者从古代的西藏历史文化追溯到当代的西藏艺术世界，从拉萨布达拉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物之一，追溯到绘画、雕塑、手稿、丝绸刺绣、肖像和仪式，探讨了西藏独特的艺术和高度发达的传统文化。
五、社会学中的西藏艺术
关于西藏艺术，有些学者则采取了非同凡响的另类视角，这些著作丰盈了西藏艺术的研究。
葛连•穆林（Glenn H Mullin）是当前著名重要藏学家之一。他往来于尼泊尔和西藏之间，发表了有关藏族以及藏传佛教的20余本书籍。穆林是国际著名的佛教学者，以藏文典籍的翻译和密宗佛教授课而著名。大多数佛教国家艺术研究多为男性，而穆林的《女佛：藏族妇女神秘主义的启示》[37]则具另类视角。作者认为西藏艺术强调了女性的重要角色。这本书是西方第一本研究有关女佛的著作。穆林认为西藏壁画和唐卡绘画女性形象加强了智慧和冥想概念。穆林研究了女佛的历史重要性和符号象征意义，并采用全彩照片和插图来展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奉献和冥想的作用。书中研究了西藏壁画和唐卡绘画、雕塑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同时，将在藏族寺庙和庵堂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和其他佛教国家寺庙中出现的男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做出研究。
越来越多的西藏艺术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艺术和赞助人的关系。黛博拉•克林伯格•塞尔特（Deborah Klimburg-Salter）与伊娃•艾琳格 （Eva Allinger）的著作《9至14世纪佛教艺术和西藏赞助人》[38]讨论了艺术和赞助人的关系。这本书研究了赞助人对于西藏佛教艺术古迹的影响，研究范围包括西藏中心地区以及西藏周边地区的古迹。伊娃•艾琳格 ，维也纳大学艺术史和考古、佛教和藏学研究者。黛博拉•克林伯格•塞尔特，教授，美国人，197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维也纳大学亚洲艺术史教授，1989年起在维也纳大学从事亚洲艺术史研究，她是目前在西藏艺术史方面有一定影响的女性教授。她主持完成的“印度达布寺艺术研究”在国外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她对于10至14世纪的喜马拉雅山艺术有着特别研究。她的研究兴趣包括阿富汗、印度北部、西藏和巴基斯坦艺术史和考古学，著书多册，其中《王国的灯盏：早期喜马拉雅印藏-喜马拉雅佛教艺术》[39]是最新的著作。在维也纳大学除了藏学与佛学研究所外，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Art History）在西藏西部和印度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壁画和历史方面开展过研究并立有课题项目。该项目由塞尔特教授负责。在她的领导下，艺术史研究所对西藏西部及与西藏接壤的印度早期壁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诸多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最近他们所完成了由奥地利科学基金会（Austrian Science Fund）资助的“喜马拉雅西部文化史研究”课题（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Himalaya），该课题对印度境内的11世纪的藏传佛教寺庙达布寺壁画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奥地利莱顿大学学者亨克•布雷泽（Henk Blezer），奥地利佛教艺术学者黛博拉•克林伯格（Deborah E. Klimburg），奥地利学者伊娃•艾琳格合编《2000年荷兰莱顿国际藏学协会第九次研讨会论文集：九世纪至十四世纪藏传佛教艺术和赞助人》。[40]会议主题研讨了佛教艺术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关于佛教艺术的社会学的研究，从另一个学术视野对佛教艺术进行探讨。
六、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的与日渐进，关于艺术的研究方法也进入多元化的阶段。当代国内外学者关于西藏艺术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或有所偏重，常见的方法论包括图像学、艺术风格学、史学、宗教学以及考古学等。上述关于西藏艺术的著作反映了西藏视觉艺术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展现了西藏艺术研究中重要理论和方法。这些优秀的不同方法论下的著作，对于西藏这片特殊的土地上成长的艺术给予了鲜活的诠释，为这块曾经荒蛮的土地记录下点点细微的文明记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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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英】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西藏民间美术资源的调查研究”（项目号09EF098）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1-08-24
作者简介： 罗易扉（1970-），女，江西九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Sum Up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Tibetan Art Abroad since the 1990s
LUO Yi-fei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29)
Abstract:
Key words: sum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