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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陕西韩城市党家村的花馍、礼馍及蒸食往来

[日期:2012-07-03] 来源:本站  作者:周星 阅读: [字体: ]

陕西韩城市党家村的花馍、礼馍及蒸食往来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 周 

 

    作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之一的党家村,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城区东北大约9公里处,它距黄河3.5公里,西距108国道1.5公里,距西禹高速公路约9公里。党家村周边的地理环境恰好是黄土高原和八百里秦川的交汇地,为典型的塬涧沟壑黄土地貌。党家村俗称“党家圪崂”,“圪崂”在陕西方言中意为低洼之地。党家村位于一个河谷台地上,它傍水,泌水绕经村南流入黄河,泌水两岸及村北、村南的高塬上则密布着果、花椒林、菜地和农田。该村有党、贾两大姓,世通婚姻,外姓较少,是一个典型的同族姻亲聚居的集中式村落。2006年全村有3921373口人,约有耕地2220亩(其中旱田1456亩,余为水浇地或扩灌地),户均约7亩田地,大部分村民的家庭生计除经营农业(小麦、玉米和花椒等)之外,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在外工作的人和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近年来的旅游业开发,也使村内部分农户获益匪浅。

    党家村的明清古建筑群,于2001625经国务院确认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大部分来这里考察的人主要多是关注它的四合院民宅、祠堂、文星阁以及寨堡等传统建筑,但对党家村丰富的民俗文化却较少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党家村所在的黄河中游广大地区是我国小麦的主产地之一,与此相吻合,这一地区人民的饮食生活也主要是以面(粉)食为主。长期以来,在当地以面食为主的饮食生活中,主要是由妇女们创造出了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而又独具特色的花馍和礼馍文化。本文拟从民俗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立场出发,依据笔者在党家村进行的田野调查[1],就涉及花馍和礼馍的有关民俗文化问题做一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在党家村“遭遇”花馍和礼馍

    2007216,腊月二十九,我们进入党家村的时候,已是夜里九点多了。当晚就在房东家(党鉴泉先生家的“农家宾馆”)里看到了刚出笼的花馍和礼馍,女主人说这是专门为过年新蒸的,党家村家家户户都有在春节前蒸花馍、礼馍的传统。这天晚上,我们就围绕着花镆、礼馍展开了调查,询问和请教了很多有关的问题。几乎就在当时,我就意识到花馍、礼馍有着很深的乡土文化内涵,它有很多的名称和种类,总是被村民们应用于各种不同但又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场景,村民们尤其是那些农妇大都对花馍、礼馍有很多“说道”。

    217,除夕,调查团分组活动,我主要是在村民党会生家里吃“年饭”,并参加他家的“接神”和(上坟)“祭祖”仪式。所谓“接神”,就是在庭院中央设一个小供桌,献上各种祭品,然后焚烧线香、鸣放鞭炮,全家老幼按辈分顺序依次叩拜,所接之神据说就是“天地爷”(玉皇大帝)或干脆就是“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神”。在那些祭品中,有一种“献爷馍”颇为独特,很是引人注目。

    218,元旦清晨,我们在房东家观察到全家三代男性的“祭神”和“祭祖”仪式,再次有机会仔细观察和详细询问有关献爷馍的事。

    219,正月初二,在村民党智业家调查春节民俗,他家的女儿和妹妹相继回娘家来拜年,分别带来了各种礼物,但其中都有花馍和礼馍。

    220,正月初三,在村民党同印家调查春节民俗,他家的外甥、外甥女也先后来给舅舅、舅妈拜年,也都是带有很多花馍、礼馍。主人为我们讲解了不少有关花馍、礼馍的规矩和讲究,包括外甥应该给舅舅送多少花馍、礼馍才算合乎礼节等。这天下午,我们参观了设在村支部书记党文涛家四合院里的“民俗馆”,有好几大柜子的“花镆”陈列在那里,虽然落满了灰尘,但其种类有几十种,花样之繁多、造型做工之精巧,仍称得上琳琅满目。或许是因为“展示”的需要,这里陈列的花馍、礼馍,比起我们在一般农户家里看到的较为朴素的花馍相比较,确实要显得更为花哨、鲜艳,做工也更精细一些。恰巧有一位从外村嫁到党家村的媳妇来这个宅院串门,就向她请教关于花馍、礼馍的事。这位年纪大约30多岁的媳妇,原来是村里培训的导游员,因此,她对花馍、礼馍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几乎每一样都给我们作了详细的介绍。但她说自己不大会做花馍,只是知道村里有些人家的媳妇或婆婆会做花馍,特别是手巧的那几位,每年到过年前蒸馍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家请去帮忙,是很有人气的。

    221,正月初四,上午到村民李敏杰的家里参加他的婚礼。春节是年轻人举行婚礼较为集中的时期,新郎是在外地打工时认识新娘子的,她是河南人,因为娘家远,无法给她按照党家村的规矩准备“枣糕子”(一种由母亲送给出嫁女儿的大花馍),结果这些都是由婆家准备的。我们在新郎家的宅院里,第一次看到了当地待客用的状若“银子颗”的“馄饨”,它们的个头很小,一碗就可以盛几十个。贺客上门,先吃“流水席”,也就是这种小馄饨。但最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地人有一种礼馍也叫“馄饨”(为便于区别,本文暂称其为“馄饨馍”),甚至他们还会把很多花馍也加上“馄饨”二字,例如,把老虎造型的花馍叫做“老虎馄饨”,鱼儿造型的花馍称作“鱼儿馄饨”等。在新郎家宅院里的一孔窑洞,几位前来“帮忙”“看客”(招呼客人)的乡邻老者,逐一地确认和清点贺客们带来的礼馍和花馍,并把它们一一登记在册。我在现场就贺客们分别带来的礼馍和花馍做仔细的访谈,果然得知了很多有关花馍、礼馍的乡村知识,为此颇感兴奋。例如,紧要的亲戚(姑、舅、姨等)应该送多少馍才妥当,一般关系的乡邻送多少就可以了。礼馍的基本类型是一种“馄饨馍”和一种叫做“卷子”的长条状的蒸馍,因为没有或较少花式造型,它们或许不算是花馍,但它们却和花馍有着某种换算关系,例如,一对狮子花馍相当于多少个“卷子”等,可见我们似乎是不宜将花馍从礼馍中分割出来作单独论述。作为调查者,我们在反复的追问和访谈、请教中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其实在村民生活世界里的人际关系,完全可以用花馍和礼馍的种类、数量来衡量其亲疏远近。我们为自己的这个觉悟深感兴奋。当日下午和晚上,先后又去了村民贾幼宜家和贾继宗家,继续调查包括花馍在内的春节民俗。到很晚,我还去了村里的“文化室”,想和几位打麻将或谈天的老年男人们聊天,本想继续请教花馍、礼馍的事,可他们却对我的身分颇感兴趣,结果是自己反倒成了被老人家们“调查”的对象了,他们对我的“花馍情结”有些不以为然,不晓得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类原本主要是由婆婆、媳妇们所操持和定义的文化的?

    222,正月初五上午,我踏勘了全村的村境,包括泌阳堡和新村,主要是想对村落的整体形态有一个印象。中午,村委会召集我们开了座谈会,年轻的贾村长在他的叔叔家里设宴招待我们。下午,我们又去参观党培真家刚刚修复的古民居。尽管调查的话题有时候会其他的内容,但花馍、礼馍这个主题还有很多的疑问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223,正月初,我们有机会去参加另一户人家为儿子举行的婚礼。新郎和新娘都是通过高考已经离开了这个乡村社区的“外人”,前来祝贺的亲友乡邻们所送的贺礼似乎也有些不同,至少礼馍没有那么多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多少已经是“外人”了,未必一定要按照村里的规矩来办事,但无论如何,母亲送的“枣糕子”和新人洞房里和红蜡烛摆在一起的那一对老虎造型的花馍,却和前那位年轻人婚礼上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当天,就在举行婚礼的这户人家的近邻,还有另一户村民为一位老奶奶祝寿,我们也凑了“份子”,去吃了流水席的小馄饨,自然也看到了她的儿孙们送来表示孝敬的那些寿桃花馍和寿盘花馍。

    224,正月初七,调查团去距离党家村不远的西庄镇,在那里,我们访问了一户专门承做花镆的小店。店主人是一位能干的妇女,名叫陈仙丹,她介绍了她的花馍品种,也让我们拍了很多相片。这里的花馍造型、称谓和种类,大体上都和党家村里的一样,但做工却要更为精致一些,大概是商业化或职业化所带来的变化吧。她的花馍店广告牌上写着“承做各类门户馍”,所谓门户馍也就是花馍和礼馍,陕西人把亲戚在过年过节和红白喜事时的互相走动叫做“行门户”,而行门户时则必带礼馍和花馍,关中一带甚至还有“走亲礼馍大筐抬”的说法[2]。其实,党家村里也有几户承接做“蒸馍”的活儿,但好像生意并不多,这和西庄镇的花馍店可以形成一种对比。接着,我们先后参观了韩城文庙、城隍庙和司马迁墓祠。不曾想在韩城市的城隍庙里,也遇到了香客们供奉的“献爷馍”;在司马迁祠墓的陈列室,有自称司马迁后裔的某村村民们抬着花馍前来献供祭祀的大型照片,没想到我还在陈列室的一个角落,发现了几筐不久前刚刚撤下来的花馍展品,据说他们都是司马迁祠墓附近的村民们制作的。一位年轻的讲解员热情地和我们说起了她的住在韩城市内的母亲,很会做花馍,她自己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也很喜欢做花馍,只是现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经不大需要去做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先后去了洛川县民俗博物馆、安塞县文化文物馆等,那里的陈列也都有花镆,但好像更加艺术化了,花花绿绿地极其鲜艳,几乎看不出来是一种“蒸食”了,我觉得,也许称它们为“面塑”或“面花”要更为合适。花馍、礼馍如何才能与“面塑”、“面人”、“面花”等彼此界说清楚,看来也是一个问题。我是宁愿相信,在洛川、安塞等地,民间也应该有较为朴素一些的花馍、礼馍存在。

    调查结束后,我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回商州探亲,没想到又在大街上见到一家承做花馍的店铺,仔细询问一番,发觉名堂也很多,诸如给老人做寿(贺寿、祝寿)可定做“寿桃花馍”,为小孩过岁可定做“项圈花馍”等等。我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在丹凤县的商镇老家过年,祖母除了要蒸一些大个的“献祭”(一种专门用来作祭品的蒸馍)用来“敬爷”之外,也要蒸很多一般的蒸馍准备给各家亲戚拜年的时候用,也记得祖母曾为我作过鱼儿造型的花馍,她确实是用剪刀剪出那些面鱼儿的尾巴和鱼鳍的。去亲戚家拜年,要带很多蒸馍作礼物,通常是几十个,但回来时,亲戚家一定会退回十来个作为回礼。“文革”期间,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就有民兵守在路口,不许互相拜年,违者要没收老百姓的蒸馍提篮,但大家还是偷偷摸摸地想方设法去走亲戚、拜年。因为穷困,礼物都是一些普通的蒸馍(有的还不是纯麦面),或只在蒸馍上点几个红点,看起来比较好看些,虽然尚不能说是花馍,但毫无疑问算得上是礼馍。由此可知,花馍和礼馍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既非常密切,又不完全重叠,彼此不能相互取代,作为“民俗语汇”,它们各有所指,因此,我们在研究相关问题时,还是应该把两者并置、并用较为妥当。在党家村和花馍、礼馍的“遭遇”,促使我回想起一些幼年往事和慈祥的祖母,但在商州大街上去向花馍店主请教时,却发现故乡还有很多关于花馍、礼馍的习俗是自己并不十分知晓的。此次调查花馍、礼馍之旅,对于自己也算是一种重新“发现”或文化自觉吧。

    2007年的暑假,我们再次入住党家村的时候,正值“七夕”。党家村过七夕的气氛挺浓,除了要鸣放鞭炮,给孩子们做好吃的,晚上还要在宅院中央设祭桌,只由女孩子们来焚香拜月。祭桌上的祭品除了西瓜、梨、葡萄等各式水果之外,再有就是花馍。七夕的花馍,主要是做成水果的形状,像桃子、梨、石榴、葡萄等。房东家的主妇邀约了几位大约是同龄的大妈一起做花馍,她们一边谈天,一边手捏出各种造型,彼此的配合非常默契。我们在旁边提出各种问题,拍了很多照片来记录这次活动。房东大妈说,她们也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现在大家都忙,难得聚在一起,尤其是一起做花馍的机会好像是越来越少了。转眼间,除了各种水果造型的花馍之外,还有分别叫作“壳儿”(笸箩)和“砚台”造型的花馍也完成了,它们分别是给女孩和男孩做的,寓意是要女孩手巧、女工好,男孩则读书上进。房东大妈还说,她的舅舅身体欠安,近日要去看望一下,原来想做一个“寿盘”太费事,买个蛋糕去也行,但赶巧了七夕大家一起做花馍,也就顺手也做一个寿盘,过几天就去走亲戚。

 

祭品、食品、礼品、艺术品

    在党家村调查花馍、礼馍,我感触很深的就是花馍、礼馍即作为祭品、食品,同时也作为礼品和艺术品,其属性和功能之间存在着很多微妙的关联性。除了一般的蒸馍或造型过于简单的“馄饨馍”和“卷子馍”较少艺术性,因而不能被视为是艺术品之外,其他各类花馍、礼馍往往在某些场景下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例如,祭品用过之后,既可以自家食用,也可以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花馍既能作为艺术品被村民们欣赏,自然也能被用于作为礼品;就算是极普通的馒头或蒸馍,如果把它用于拜年,也就自然“升格”为礼品。前已述及,在党家村用于送礼的“馄饨馍”和流水席待客用的馄饨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称谓,都叫“馄饨”(“浑屯”),这似乎也能说明礼品和食品之间密切的关联性。显然,我们需要从党家村面食文化的整体背景去理解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才对。

    在党家村,逢年过节给神灵供献的馒头,亦即“献爷馍”[3],又称作“早(枣)麻糊”。它个头较大,一般是用大约一斤白酵面做成的,先是一半做成“圆台”状(也有方形底座的情形),其底部四周掐4个孔,各塞嵌一个大枣外露,叫做“底子”,以像人头和五官;另一半则做成扁圆状,其上覆以花瓣或四片花叶形,最上面的中间呈现为一朵小花,花心竖载一枚大枣,这叫做“花”,很像一顶“将军盔”。把“花”安在“底子”上,就好象人头带着将军盔一般。“早麻糊”的叫法,据说是和韩城一带明末时抵抗清兵的英雄刘永祚1600-1650有关[4]。此外,在党家村所属的韩塬一带民间,还另有一种祭献北宋敕封“法王”房寅(系韩城独有的地方庇护神)的人头状馒头,叫做“法王馍”[5],其形状与“早麻糊”颇为类似,只是其“底子”没有“花”而已。以前,每当附近的西庄镇“法王庙”过会之时,村民们往往就前往供献法王馍。但现在,我们发现不少村民对上述两者并不严格区别,把它们统称为献爷馍的情形,似乎颇为普遍。献敬爷馍虽然主要是用于敬神和祭祖的供品,但过年时由晚辈给长辈拜年,往往也拿献爷馍来表示敬意。此外,它还被用于回赠或直接被用来待客。食用了敬过“爷”的馍,实际也就具有了与神“共食”的意义。

    除了在除夕的“接神”、“祭祖”和正月初一的“敬爷”、“祭祖”等场合,需要使用此类敬爷馍,或在厅房(堂屋)的神像或祖先牌位之前供献蒸食,如所谓银子罐儿馍、枣馍(一种镶嵌着红枣的花馍)、馄饨馍等供物之外,旧时党家村有些人家,还有在除夕竖起高度超出厅房檐口的“接神杆子”,杆顶上扎好柏朵,吊以红绳,上面挂满核桃、红枣、木炭、芝麻杆、银子罐儿馍等情形。不仅厅房的神像和祖宗牌位之前,各家在厨房的灶君神像前,也往往会献上银子罐儿馍、枣馍和馄饨馍。

    正月十五,在党家村是灯节,要蒸“年灯馍”,这天夜里,人们会在粮囤上放一个灯盏和面蒸的小猫;在水缸的盖子上放一个灯盏和一条面蒸的小鱼;在大门的后面也放上灯盏和面蒸的小狗;在水眼口放一个灯盏和面蒸的青蛙;在宅院的当中放一个灯盏和一个面蒸的小麦秸垛子[6]。所有这些面蒸的动物和事物,一方面算是祭品,寓意着对于吉祥、风调雨顺和丰衣足食的祈愿,它们既算得上是一种造型艺术品,但最后也都会成为孩子们的美食。

    二月二蒸“咬虫馍”;端阳节蒸“簸箕馍”;清明时蒸“沙锅馍”;中秋节蒸“月饼馍”。在党家村,举凡节令岁时,均有村民以花馍作为礼仪食品来应景。清明节扫墓时,男人不分老幼,还均要携带枣馍或“独食子馍”(这是一种包着鸡蛋的园馍)作为献祭。前已述及,七夕乞巧的时候,要在“巧娘娘”(织女)的神像前上供,除了摆献各种瓜果之外,还有各种做成水果造型的花馍,而最具有特色的则是所谓砚台馍和壳儿(针线笸箩)馍。韩城一带方言把妇女放置针线锥剪的柳条筐,叫做“壳(qiao)儿”,壳儿馍里也会作出诸如剪子、锥子和针线之类女工道具的造型,等把它献过神之后,送给女孩儿作礼物[7],就很合乎此时乞巧的本意。有意思的是砚台馍,它是专门给男孩儿做的,砚台上也会有笔架和毛笔之类文具的造型。当所有这些花馍最终被孩子们吃掉了,似乎也就意味着那些满载着的祈愿和孩子们实现了一体化。

    上述所有花馍、礼馍,都内涵着乡民们朴实、真挚的情感。事实上,就像特意包出像“银子颗”一般个头很小的馄饨是非常费时、费工和费心的,也正因为如此也才表达了对于来宾的心意一样,党家村也有村民趋向于认为,花馍越是做的精致和细腻,花样越是繁多,其作为礼物的心意也就越为厚重。诸如母亲为女儿出嫁做的枣糕子、外婆为外孙女儿做的壳儿馍、晚辈为长辈做的寿盘等等,其实都是颇为费事、费心的劳作,自然也都内涵或寄托着许多的爱意和感情。

    一般用来做花馍的面,多要求使用上等的白面,亦即头便面(也称胚面),面和的要硬一些,并且需要揉得很劲道才行,这样既比较容易做出造型,也不至于蒸得没样(变形)。做花馍往往是需要多人配合才好,例如,春节前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三过了以后,家家户户就要开始蒸馍了,各家先是按照需要走动的亲戚的家数以及需要送礼的对象的辈份高低、长幼、多寡等,一次性地蒸好所有的各种礼馍和花馍。通常是左邻右舍的农妇们相互商量着,约定时间的先后顺序,然后再彼此互相帮忙,今天我家,明天你家。做花馍时,案板多放在热炕上,农妇们围坐在一起,揉面的揉面,做“花”的做“花”,大家分工合作,一边说笑,一边劳作,氛围愉悦而又明快。花馍和礼馍的作制过程,通常主要有揉、捏、搓、掐、剪、压、编、贴以及涂色、镶嵌、蒸制等程序[8]。她们所使用的道具都很简单,无非就是擀面杖、剪刀、筷子和篦梳之类,另外,她们还很擅长用一些有颜色的豆子、包谷大枣之类,为花馍点缀出一些别样的风韵。做花馍手巧的妇女,这时候最受欢迎,大家都争相邀请,甚至如众星捧月一般。在党家村,制作蒸食手艺的拙巧,往往是社区品评农妇的重要方面之一,而多位农妇一起做花馍的场景,似乎真的也有一些像是比赛手巧与否的意思。

 

蒸食往来

    党家村有一个民俗用语:即“蒸食往来”,它通常泛指村民们通过“蒸食”的馈赠而在亲戚和友邻之间互相走动的习俗。这个用语很可能流通于更广大的空间,至少韩城一带也都有此种用法[9]。在党家村,举凡和年节时令有关的亲友互相走动,还有伴随着生诞、成长、婚娶、贺寿、丧葬等重要的人生关节等而反复不断地呈现和展开的亲邻互助与往来,均和村民们的各种馈赠行为密不可分,“蒸食”无疑正是馈赠的基本内容。

    在党家村,某家媳妇若是有了身孕,娘家母亲会在婴儿出生前一个月的前后送来“角子馍”,婆家则把它们分与邻家,这就像是作为一种预告。婴孩出生后,娘家母亲会再送角子馍,并往往以萝卜为馅,萝卜在中医药中被称为“莱菔子”,因谐音“来福子”,故寓意孩子的降生给家人增添了幸福。孩子满月时的庆贺通常较为隆重,娘家和亲朋好友要送“圈圈子”,又称“圈圈馍”,其重约半斤,中空呈环状心,如项圈一般,上面还堆贴一些花草或其他纹样,此种面制的项圈寓意不外乎就是想要圈住、拴住小宝贝。村里几乎各家都要由年的女性或主妇代表全家,为新生婴儿送上一份礼品,它们或者是小孩可以穿用的传统的衣帽鞋袜,或者是传统特色的花馍之类,近些年也开始有了格的小孩玩具等。祝贺婴孩满月的花馍,多有城地方的特色,有的小巧玲珑,被做出各种花样,花中心常有一红枣,表示喜庆。大凡蒸上有形花的,就叫做“月花馍”,它们一般都是由亲戚们送来的。满月时要为孩子取名字,并要举行宴会祝贺,宴会始之前,由祖母把孩子抱出来,第一个遇的人,不管是,就请他或她小孩取名字,这被叫送吉祥,从此以后,吉祥(的名字)便一直伴随孩子成。给孩子起名字的人,可以获赠一对表示感谢的馄饨馍,起名者则应以钱币若干回赠,以表示祝贺。随后,祖母抱着小孩与众面,在接受了大家的祝福之后,喜宴才正式始。孩子过百日,亲友们还要送“猫馍”、“虎馍”,虽然造型有些不同,称谓也可以分开,但其实猫馍就是虎馍,它们的寓意都是让猫、虎来护卫孩子,反映了大家期望孩子健康成长的心愿。

    此后,每年的麦收之后,孩子的外婆都会送猫馍、虎馍来,为得就是祈愿孩子的健康和茁壮成长;且每年七月七,外婆还要送外孙砚台馍,给外孙女送壳儿馍。

    党家村的男女订婚,通常要由女方带来一对“老虎馍”,或称“老虎馄饨”,由丈母娘送给未来女婿的这一对面制“坐虎”,很是威风凛凛,它是表示希望未来的女婿威武壮,虎虎有生气,能够好自己的女儿;当女方离开时,男方则要回送女方一对“鱼儿钻莲馍”,或称“鱼儿馍”、“鱼儿馄饨”,这是表示婆婆希望未来的儿媳妇能够像鱼儿一般轻巧精灵,像莲花一般纯洁。这对面鱼的造型,确实就如同“鱼钻莲”、“鱼戏莲”一般,它在韩城一带几乎就是一种确定的形制[10]。老虎馍和鱼儿馍的馈赠与回赠,也就像是双方达成了关于婚姻的约定或默契。举行婚礼时,母亲通常都要为女儿蒸送一个面盆大小的陪嫁,这叫做“枣糕子”,它的底座呈莲花形,其上的造型颇为复杂,插、堆或贴满了莲蓬、花蕾、水草、飞禽和鱼儿等。枣糕子花馍,堪称是女方对男方所赠鱼儿馄饨的回答,同时也是母亲对女儿出嫁最为深切的祝福。

    党家村给人祝寿要蒸的花馍是“寿桃馍”和“寿盘馍”。老人“过寿”一般是从60岁起,年年都过,但每10年为一大寿。党家村的花馍中还有所谓的“十二生肖”,一般是在寿星的生肖之年蒸做出特定的生肖造型,然后用来馈赠和表示祝福。为老人过寿,被村民们看作是子女和晚辈尽孝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方式,届时,作为当事人至亲的女儿、外甥、外甥女、侄子和侄女等,一般都要送“寿盘”、“寿桃”,即便是一般的邻里关系,也往往要送“寿桃”来,当然,此外还可以送鸡蛋、寿匾、寿联、寿帐之类。寿桃一般多是偶数,如四个、六个不等,其造型有的很简单,形状如桃而已,有的则在上边再做出各种花纹,甚至还有做出“五福捧寿”的图案等。寿盘的分量,说起来要比一般的寿桃重很多,它个头较大,一个约有2斤多重,呈圆盘形,中间夹包蜜糖、芝麻、核桃仁、花生仁等碎粒馅料,上面除点缀一些“花”之外,还有“五福捧寿”、“寿”字和小寿桃的造型等花样。由于寿盘做起来颇为费时费心,故恰好能用它来表达出对于至亲长辈的祝贺之愿。近些年来,受城里生活方式的影响,蛋糕也慢慢地开始流行了起来,或许它以后会对寿盘、寿桃构成一定的冲击。党家村的党凤洲老人前些年过80岁生日的时候,就已经是既有送寿盘、寿桃的,也有送蛋糕的情形了。

    若老人去世,则要送“盘子馍”和“小圆馍”给丧家为礼。盘子馍一般比较素,也没有花样,它呈扁圆形,一个盘子大约一斤多重,寓意过世的老人一生功德圆满。圆馍呈半球形,若换算起来,大约是四个圆馍相当于一个盘子馍。

    除了特定地用于贺寿场景的寿桃花馍之外,在党家村,寿桃和馄饨馍,此外,还有一种“卷儿馍”,则是当地所谓蒸食礼馍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说,新年的亲戚拜年馈赠,平日探亲访友的蒸食往来,都以寿桃馍、馄饨馍和卷儿馍为主要内容。寿桃和馄饨馍每个大约3两多,形状几乎都为桃状,惟寿桃馍只有一个顶,多用于馈赠长辈;馄饨馍则有两个顶,多用于平辈之间或对于晚辈的馈赠。无论寿桃馍还是馄饨馍,一般都必须是成对成双,例如,通常的探亲访友,多送1-2对寿桃或馄饨馍就可以了。所谓“卷儿馍”,一个大约是1两左右,呈长条状且摺为双层,从造型上看,它或许不算是花馍,但却是当地最典型和基本的礼馍了,既可用于馈赠,也可直接用于回赠或接待贵客时食用。

    在党家村及其所属的韩城一带地方,以蒸食为礼品的蒸食往来,在很多时候既是民众的馈赠行为,同时又往往也是人们的互助行为。像过红白喜事,亲友们带来的礼馍,不少就被主人家用来待客,这样也就多少减轻了筹办大规模会餐的负担。在党家村,花样繁多的蒸食(礼馍和花馍)构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象征体系,我们可以把其中的每一种礼馍或花馍均视为是一种物化的符号,在它们当中浸透着特定的为当地民众所共享的意义、价值和情感。此种蒸食往来的乡土传统,也非常恰当地反映了当地乡村社会里人际交往的基本特色。在党家村,礼馍和花馍的种类、造型式样、数量、彼此的换算关系以及馈赠的时节、对象等,均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些规矩可以说正是当地村民最为一般的生活常识,从我们研究者看来,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民俗知识”。

    村民们所馈赠、接受、回赠和还礼的礼馍或花馍,它们的种类、花样形式、大小、数量等,均不同程度但也是非常明确地体现着当事人彼此之间社会交往的性质、彼此的辈分高低、血缘亲疏的远近甚至个人情谊的厚薄等。人们甚至仅从礼馍、花馍的种类、大小等,大致就可以推测出是什么关系的人送来的,像寿桃、寿盘、献爷馍等一定是晚辈送给长辈的,它的意思就是孝顺和恭敬,而圈圈馍、壳儿馍、砚台馍等则一定是长辈送给晚辈的,它们的寓意是关爱和慈祥。而收到圈圈馍者往往以敬爷馍回赠,其中也就隐含着辈份大小的关系。

    村民们基本上是按照其血缘亲疏的远近来确定礼馍或花馍的数量的,蒸食的数量往往是以“百”为单位计算的,通常,最重的人情(礼)是三百个馄饨馍,其次为二百、一百、半百或半百以下。例如,至近的如亲家、甥舅关系,还有女儿女婿的生身父母、女儿的子女等的婚姻(上辈对下辈)、丧葬(下辈对上辈)之事,一律均为三百个馍的蒸食。一般的姑表、姨表关系,对于姑、姨、姑父、姨父的丧葬,以及姑、姨对于姊妹之子女的婚嫁等,均为二百个馍的蒸食。其他的,则均为一百个馍。族内近亲者(通常是指未出五服,亦即从高祖父至己者),因为皆系半个主人,故往来通常为一百个馍。近邻间的蒸食往来一般较轻一些,多数场合下只要送一对大馄饨(馍)或两对小馄饨(馍)就行,接受的一方则以卷儿馍适当回赠即可,但如果彼此的关系处得较好或者情谊深厚者,也可以根据情谊的轻重决定拿一百个馍或半百个馍者,这也就意味着人们为了维系或建构较好的关系,可以通过拿出较多的礼馍去实现或建构。接受礼馍馈赠的一方,一般都要把这些蒸食、礼品等全部记入帐簿,以备查考,作为未来回礼的依据。此外,除了平日互相探亲访友拿的1-2对馄饨馍、寿桃等,主人通常是全部留下之外,在大多数场合下,均须“回馍”若干,以示客气,一般是主人取其三分之二,而留三分之一给送礼的人带回。

    特别有趣的是,在党家村,虽说是以“百”为单位计算礼馍的,但实际情形却是每六个馄饨馍即相当于一百个馍(大约用白干面粉6斤左右);而每一百蒸食(亦即六个馄饨馍)又等于60个卷儿馍。这样,所谓婚丧大事三百个馍的重礼,实际上也就没有那么重的负担了。接受馈赠的一方留取其中的三分之二,余下便是“回馍”,请来客带回。据说在民国年代,馈赠三百馍者一般多抬“大食盒”前往,馈赠二百馍者多担“小食盒”前往,接受馈赠的主家则一般要回赠1020个卷儿馍作为给抬担食盒者的礼物。与此同时,接受三百馍者还要另外“回饭”一桌(亦即做熟的主菜8碗或10碗菜料),但现在,这种习俗已经式微,很少见了。

 

今后的课题

    由于民俗学的民间美术或民俗艺术研究,在中国原本就不是很发达,因此,也就特别需要有艺术人类学的新视角来不断地开掘和拓展民俗艺术研究的新领域[11]。我认为,类似于花馍、礼馍这种更加具有草根性的艺术,乃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绝好的研究课题。由于花馍、礼馍同时是一种食品,很快就被消费掉了,因此,可以说它们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民俗艺术”,也难怪在大多数讨论民间美术或民俗艺术的著述中,花馍和礼馍几乎是无法和剪纸、年画、吉祥图案、木雕、泥塑、刺绣等其它各种有可能以“作品”的形式留存于世的艺术门类相提并论的。努力地检索相关文献,有关花馍、礼馍的严谨的相关著述或论文的确是少的可怜。然而,花馍和礼馍在完全符合民俗艺术的一般特点(例如,民间民俗艺术首先是实用的艺术,它们构成了民众生活的某些侧面,并反映了民众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等[12])等方面,其实是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其他门类的民间美术或民俗艺术的意义、价值与社会功能的。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花馍及礼馍和乡村社区里很多其它的民俗艺术之间,其实是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对此,我想今后正是民俗学和艺术人类学应该继续去加以深入探讨的。



[1]2007年春节和暑假期间,由爱知大学松冈正子教授率领的民俗调查团曾两次入住党家村,我作为调查团成员之一,和大家一起围绕春节民俗和党家村的生活文化进行了较为密集的参与观察和入户访谈。调查基本采用当地方言进行,有时也需要在陕西方言、普通话和日语之间相互翻译。此外,调查团还先后参访了韩城文庙、司马迁祠墓、洛川县博物馆、安塞县博物馆等,考察了上述各地点包括花馍、礼馍在内的民间工艺美术等。

[2]惠焕章著《关中百怪》第97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12月。

[3]当地人称神为“爷”,这是一种尊称。

[4]杨景震主编《陕西民俗》第319-3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5月。据说刘永祚为避免屠城悲剧祸及百姓而慷慨赴死,老百姓念其恩德,遂用面捏的“假头”换下他被悬挂在城楼上的真头安葬。看管的清兵远远看去,觉得真头还在,就向上级报告说:“天早的很,麻麻糊糊地望去,(人头)像是在呢”。从此,“早麻糊”便成为刘永祚首级的隐语。人们为纪念他,后来就按照面捏的头颅做成馒头,放在祭神的供桌上,意思是增加一个刘永祚的“神位”。时间久了,此种形式的馒头就演变成为一种祭品。此说或可存疑。惟以馒头代替人头(人牲)的传说,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且在各地民间也一直多有流传。

[5]党康琪编著《党家村人说党家村(续集)》141-14320018月,第一版,陕渭新出批(2001)字第21号。

[6]党康琪编著《党家村人说党家村》72-78199912月,第一版,20031月第二版,陕渭新出批(1999)字第20号。

[7]党康琪编著《党家村人说党家村》79-82199912月,第一版,20031月第二版,陕渭新出批(1999)字第20号。

[8]李文英著《民居瑰宝党家村》第218-22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月。

[9]张建忠主编《陕西民俗采风(关中)》第253-254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4月。

[10]李辛儒著《民俗美术与儒学文化》第92-9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7月。

[11]周星“人类学者如何看待民俗的艺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通讯》2007年第1期,第50-54页。

[12]岑家梧著《中国艺术论集》第101-116页,上海书店,1991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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