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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萍:剧目正剧化:元杂剧末行士人君子形象建构的文化自觉

[日期:2013-01-27] 来源:作者惠赐  作者:王萍 阅读: [字体: ]

 

剧目正剧化:元杂剧末行士人君子形象建构的文化自觉

王萍

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30

 

明初宁献王朱权《太和正音谱》一书中,元杂剧题材归纳为“杂剧十二科”,其中所列“披袍秉笏”“忠臣烈士”“ 孝义廉洁”“ 叱奸骂谗”“ 逐臣孤子”五项鲜明地体现了儒家伦理观念,

而承载这些主要形象的行当脚色,基本上是以正末为主的末行脚色。这意味着杂剧剧目正剧化的建构和末行地位的卓立——由南宋“末泥”发展而来的末行,取代原有“参军”()与“苍鹘”(副末)占据舞台的主导地位,确立了“义夫、忠臣、孝子正面形象,这一变化正是伴随着剧目正剧化这一过程发生的。可以说,促使宋金杂剧由滑稽诙谐、逗乐嬉闹逐渐演变为正剧色彩浓厚、且具有严肃性教化意义的元杂剧,其原因复杂,但剧目正剧化所带来的末行脚色形象的正面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这只是戏曲表演体制的嬗变,实际上,它体现了在文人的参与下,传统主流意识对民间戏曲艺术的渗透影响。

杂剧剧目的正剧化主要体现为对儒家正史典籍的选择改造及对士人君子、救世英雄形象的再创造。

出自正史典籍的剧目本事

中国文学向来有尚史的传统,“史诗”、“词史”为历代诗论所推崇。承袭这一传统,元人杂剧题材,往往以史传为本。从徐征等主编《全元曲》来看,所收完整杂剧162种,其中历史戏剧本计有54种,而54个历史剧目除8个戏是旦角主唱外,其余46个都是由末行主唱。仅就“史记戏”、“三国戏”来看,其剧目本事以儒家正史典籍者为多。

《史记》是儒家经史要籍之一,在《录鬼簿》、《录鬼簿续编》中,元人“史记戏”至少有84部,《太和正音谱》中有名可考的有61部,佚名作家的有14部。现存《全元曲》剧目完整的主要有:《周公辅成王摄政》、《说专诸伍员吹箫》、《须贾大夫谇范叔》、《保成公径赴渑池会》、《冤报冤赵氏孤儿》、《高祖濯足气英布》、《立成汤伊尹耕莘》、《随何赚风魔蒯通》、《庞涓夜走马陵道》、《冻苏秦衣锦还乡》《萧何月下追韩信》、《忠义士豫让吞炭》《楚昭王疏者下船》《张子房圯桥进履》、《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等。足见元人杂剧“史记戏”之发达。

《三国志》、《后汉书》、《汉晋春秋》等都是记载历史英雄叙事的正史经典,为元杂剧“三国戏”创作提供了基本史料,元杂剧“三国戏”本事多出于正史。根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红雨楼书目》、《今乐考证》等文献记载,元杂剧三国故事可达60余种,《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虎牢关三战吕布》、《刘玄德独赴襄阳会》、《刘玄德醉走黄鹤楼》《关云长千里独行》、《诸葛亮博望烧屯》《两军师隔江斗智》等是其中的经典剧目。

这些历史剧目隐含了与史实所共有的深层叙述结构和叙事意义,并通过表现士人君子、救世英雄在伦理道义上的主体行动,奠定了元杂剧正剧化叙事的基本范式。史籍本事为这些剧目题材开拓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最终使之成为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个性的文艺作品。

作为社会精英的士人君子形象

传统社会的士人君子、救世英雄是中国历史书写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史记》、《三国志》就是体现士人君子、救世英雄话语所指及价值体系的传记历史。这既彰显了饬混乱的社会秩序的特殊力量,又从历史意识的角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精英的道德观、价值观。元杂剧以正史(或讲史)为其本事的历史剧目,为中国戏剧舞台建构了一个以社会精英为主体的末行脚色形象谱系。

以“史记戏”为剧目载体的末行形象群,表现了中国传统士人阶层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以及重名节,讲骨气,不畏强暴“杀身成仁”的道德追求,充分展示了儒家入世话语全面付诸实践的人格典范。如:周公旦临危受命,一心朝政。伊尹辅佐成汤灭商,被后人称为“行之天下不以为惊”和“临大事而不乱”的古之君子。蔺相如独自保赵王赴会,表现了经纶济世的才干和以国为重的高尚情操。介子推不言禄,舍身赴义的洁芳善行,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伍子胥不畏强暴,有恩必酬。豫让、韩厥、公孙杵臼,蒯文通一诺千金,舍生取义,一身正气。英布、孙膑、韩信、苏武、张良等穷困不坠、守志弥笃。受元杂剧主要角色主唱的影响,上述角色无疑都是正末扮,都是承载社会精英的舞台正面形象。

元杂剧中扮演士人君子形象的行当脚色还有冲末和外末。冲末如赵朔、萧何、秦昭公等,外末如程婴、曹参、赵成公、白起、吕成、汉高祖等,或为明主贤君、忠臣良将,或为死义之士。这些灿然于中国的典籍史册中的士人君子形象,跃然登上元杂剧的艺术舞台,对戏曲行当的文化建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国戏”是元杂剧英雄叙事建构较早的剧目之一。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救世英雄”自元杂剧起就是末行形象谱系的支柱形象。在杂剧中,诸葛亮是正末扮,着力塑造了诸葛“换斗移星,将机策运”,“占易理,观乾象”,“祭得三日三夜东风”的近乎“神人”的英雄才能。关羽也是正末扮,《桃园三结义》、《千里独行》、《单刀赴会》等剧目尽显其“内藏着君子气,外显出渗人威”的英雄本色。张飞在元杂剧三国戏中亦多扮正末。刘备在三国戏中则是冲末扮。在民间艺术想象中刘备与其说是贤君帝王的典范,不如说是忠厚仁义的君子。

元杂剧“三国戏”英雄叙事的同时,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忠德观念。诸葛亮、关羽、张飞、鲁肃等人物形象,其英雄行为的动机与儒家崇尚“义”的道德理念密切相关,因此都是大义之“忠”的道德典范。

 

作为舞台艺术的构成基础,剧目具有建构戏剧表演审美品质的意义。元杂剧剧目正剧化,不仅确立了末行在戏剧舞台上塑造“义夫、忠臣、孝子正面形象的合法地位,体现了民间艺术建构社会精英形象群体的文化自觉,而且显扬了中国戏曲史一种崭新的审美品质。

 

 

 

作者简介:王萍, 女,陕西宜川县人,文学博士,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戏剧理论、戏曲社会学研究。

文章刊于2011818《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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