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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建:论六朝时期的绘画观

[日期:2014-10-21] 来源:  作者:李修建 阅读: [字体: ]

论六朝时期的绘画观

李修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29)

 

 

摘 要:六朝时期一般被笼统地视为文艺的自觉时代,不过各艺术门类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魏晋前后,画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发生了转移,由之前的无名画工为主一变而为士人主导。绘画在六朝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低于文学、音乐和书法,不过亦成为士人文化素养的一个体现。六朝绘画的功能,人物画以道德教化为主,山水画则以审美为主要目的。

关键词:六朝;士人画家;文化体系;绘画功能

 

六朝时期一般被学界笼统地视为文艺的自觉时代,此一“文艺”涵盖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类型。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这几种艺术类型在六朝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并不能等量齐观,其从业者在六朝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亦有不同。此外,六朝时期对绘画功能的认识亦有演变。本文试图从画家角色、绘画地位以及绘画功能三个方面,来分析六朝时期的绘画观。

 

一、社会结构中的画家

 

绘画之出现,由来已久。早在石器时代的彩陶上面,就有各种几何纹饰和具体形象,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人面陶盆最为知名。以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作品尚属于“原始艺术”,虽说它们在形式、构图甚至风格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艺术性,但其创作并不以审美欣赏为目的,而是服务于巫术、宗教、劳动生产或仪式等方面的需要。“即使是最简单的事物,比如面具、人形图案或丧葬歌曲,都传达了该事物所由产生的地区对社会、仪式和经济等问题的认识。”[1]因此,彼时的绘画更为看重的是其社会功能或文化意义。同时,由于尚未具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作画者或为社会群体之普通一员,并不因其技艺而与其他人员相区隔。阶级社会出现之后,画家遂有从社会成员之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专门职业的可能。

从名称来看,汉代以前,画家并无专名。《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提到当时的工匠种类及数量:“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设色之工又分画、缋、钟、筐、幌五种。一件器物的制作,需要众多工种的配合,诸人各司其职,如钟氏染羽,筐人湅丝,画缋者在绢帛织物上绘画。作画者统称为“设色之工”。战国时期成书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两条与绘画有关的材料,“客有为周君画.者,三年而成。”“客有为齐王画者。”两处之画家,皆无专名,而以“客”称之。此处之“客”,或为游走四方寄食权贵门下的“门客”,这在战国时期急剧的社会流动中很是普遍。《说苑.佚文》中有则史料同样颇能说明问题,“齐王起九重之台,募国中能画者赐之钱。有敬君居常饥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画台,贪赐画台,去家日久,思忆其妻像,向之而笑。”齐王似并无专门画工,而是以赏金招募“国中能画者”。此类人物,应该即是《韩非子》所云之“客”,他们怀揣绘画之技,乞食于王公贵族。《庄子.田子方篇》中的一则故事广被征引:“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后人常将其解读为画家所应具有的精神状态,即超越世俗之礼规,以自然而自由的心境进行创作。据许地山等人考证,《田子方篇》为庄子后学所作,成于战国末或汉初。可以据此推断,在彼时,宫廷之内已有专门作画人员,此类人物被笼统地称为“史”。《说文》释“史”为“记事者也”,《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周礼》中置有大量史官,如大史、小史、闪史、外史、御史、女史等等。君王左右的史官,主要担任祭祀、星历、卜筮、记事等职。由是言之,画家亦为史官之一。不过,其所承担的职能或非仅作画一项,因此并无专名,而以涵盖广泛的“史”称之。除上述几例外,《吕氏春秋.似顺论.处方》提到:“今夫射者仪毫而失墙,画者仪发而易貌,言审本也。”《淮南子.说林训》中有类似说法:“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皆以“画者”称之。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秦始皇好大喜功,阿房宫、陵墓、宫苑浩大异常,装饰华丽,专操绘事的画工必定所在多有。前秦王嘉所撰《拾遗记》载:“始皇二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烈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2](520)其事光怪陆离,未必为真。不过,汉代画事已经有典可循。《后汉书.百官志三》载,汉代宫廷设有“少府”,下设“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皆由宦官担任,秩四百石,黄绶。画室署长管理的画工称为“黄门画者”或“尚方画工”。“画工”之名,开始在汉代出现并沿用。《史记.外戚世家》载,汉武帝“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汉书.广川惠王越传》:“前画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汉书.霍光传》载,汉武帝曾“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光”。《后汉书.姜肱传》载:“桓帝乃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状。”此皆为宫廷画工之记载。

汉明帝时,别立画官。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汉明帝画宫图”条记载:“汉明帝雅好图画,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同书卷一“叙画之兴废”中亦云:“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尤可注意的,是汉灵帝时期,创立鸿都学,“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并下诏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32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出身卑微之人,凭借一技之长即可荣登高位,“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3]应该说,此举极大地刺激了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东汉学习草书的狂热之风即能表明此点。此外,有学者认为汉明帝之别开画室,成为后来宫廷设置画院的滥觞。[4]118

秦汉之前,画家被笼统称以“史”、“客”,绝少提及姓名。《历代名画记》所载汉前画人有四,包括轩辕时之史皇(见《世本》)、周时封膜(见《穆天子传》)、齐之敬君(见《说苑》)、秦之烈裔(见《拾遗录》)。这些史料大多后出。因此,多数画家处于匿名状态。汉代,见诸史籍的的画家越来越多。《西京杂记》所载宫廷画家,有杜陵人毛延寿、安陵人陈敞、新丰人刘白、洛阳人龚宽、下杜人阳望、长安人樊育及刘旦、杨鲁等。刘旦和杨鲁二人为光和中画家,画于鸿都学。

汉代画家按照社会身份来说,已有宫廷画家、民间画工及士人画家之分。士人画家出现于后汉,并且自此以后,成为画史之主体。后汉画家,有赵歧、刘褒、蔡邕、张衡。其人皆仕有他位,并不供职宫廷画室,并且兼综数艺,非仅以善画名世。如赵岐官至太常卿,多才艺。刘褒官至蜀郡太守。蔡邕建宁中为郎中,工书画,善鼓琴,亦为文学家。张衡累拜侍中,“高才过人,性巧,明天象,善画”。正是这些社会地位及文化素养皆相对较高的士人画的出现,方才提升了绘画的品格。

魏晋六朝,士人画家更是成为绘画的主流。根据《历代名画记》的记载,三国画家中,魏有少帝曹髦、杨修、桓范、徐邈(凡4人),吴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蜀有诸葛亮、亮子诸葛瞻。晋有明帝司马绍、荀勗、张墨、卫协、王廙、王羲之、王献之、康昕、顾恺之、史道硕、谢稚、夏侯瞻、嵇康、温峤、谢岩、曹龙、丁远、杨惠、江思远、王濛、戴逵、戴勃、戴颙(凡23人)。宋有陆探微、陆绥、陆弘肃、顾宝光、宗炳、王微、谢庄、袁倩、袁质、史敬文、史艺、刘斌、尹长生、顾骏之、康允之、顾景秀、吴暕、张则、刘胤祖、刘绍祖、刘璞、蔡斌、濮万年、濮道兴、史粲、宋僧辩、褚灵石、范惟贤,凡27人。此外,南齐28人,梁20人,陈1人,后魏9人,北齐10人,后周1人,隋21人,名不具列。这些画家之中,除史料阙如,身份不明者以外,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为画工,如吴之曹不兴,宋之顾景秀、陆探微。曹不兴的史料不详,从孙权使其画屏风等事迹来看,或为吴之宫廷所用,姑将其列入画工之类。顾景秀为宋武帝时画手,陆探微于宋明帝时常在侍从。二为隐士,有人物若干,如谢岩、曹龙、丁远、杨惠,“辟召皆不就”;戴逵及其子戴勃、戴顒,戴氏“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宗炳及其孙宗测,以及陶弘景等人。三为僧人,如南齐姚曇度,曇度子惠觉,僧珍;梁时光宅寺僧威公,僧吉底俱、摩罗菩提、迦佛陀,此三僧皆为外国人,所画多为外国人物、走兽。以上三类人物数量不多,第四类人物,即士人占据绝大多数。其中又可分为两小类,一为帝王,如曹魏少帝曹髦、晋明帝司马绍、梁元帝萧绎等,此类人物虽居帝王之尊,然喜好绘事,就其文化素养而言,亦属士人之列。二即为入仕为官的士人们。他们一般官居他位,兼综数艺,绘画为其兴趣之一。

由此可知,魏晋之后,画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发生了转移,由之前的无名画工为主一变而为士人主导。其背后所突显的是绘画地位的提高,这与文学、书法等地位的变化有着类似的境遇。

 

二、绘画在六朝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孙吴有“八绝”之称,张勃《吴录》云:“八绝者,菰城郑妪善相,刘敦善星象,吴范善候风气,赵达善算,严武善棋,宋寿善占梦,皇象善书,曹不兴善画,是八绝也。”将绘画与相人、星象、风水、算术、围棋、占梦、书法等并列,并且星相占卜等术居于前,书法和绘画列于后。在此有必要展开一下这些技能之间的关系。

星象占卜等术由来已久,并且广为应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目录之学始于刘歆《七略》,“七略”包括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术数与方技占其二,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晋书》专列“艺术”传,所涉及的,皆为精通天文、历算、阴阳、占卜等方术之士。在传序中提到:“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此处之艺术,专指术数、方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自六朝出现以后,术数、方技之学一般列入子部,如《旧唐书.经籍志》载丙部子录十七类,其中天文、历算、五行属术数、方技之类,第十四类为“杂艺术类”,包括投壶、博弈、围棋等“杂技”,音乐一般列入经部乐类,书法列入经部小学类,绘画尚未列入。至《宋史.艺文志》的“杂艺术类”,包括绘画、墨、砚、文房、酒令、射、投壶、弹棋之属。《明史.艺文志》的“艺术类”,已将酒令、射、弹棋等杂艺剔除在外,只包括绘画、书法、音乐(琴)、金石、围棋、印之属。《清史稿.艺文志》,艺术类涵盖书画、篆刻、音乐、杂技四种。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艺术”概念有一变迁的过程,由最初的术数、方技之学而变为以书画为主。

以上是从中国古代典籍的分类来看艺术以及绘画的地位。四部分类法对于刘歆的《七略》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以经学为主导,数术、方技类始终处于艺术类之前。当然,艺术之属在典籍分类法中的地位,并不与其在士人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完全相对应。因此,我们还需要从具体的史料记载中来看待绘画。

下面列举几例《三国志》和《晋书》等正史对士人文化素养的描述。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工书画,强识念”;张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傅玄“博学善属文,解钟律”;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嵇康“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善谈理,又能属文”;郭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王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戴逵“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谢尚“善音乐,博综众艺”;王羲之“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王献之“工草隶,善丹青”;王恬“多技艺,善奕棋,为中兴第一”;羊忱“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梁元帝“聪慧俊朗,博涉技艺,天生善书画”;南齐刘瑱“少聪慧,多才艺,工书画,饮酒至数斗。画嫔嫱,当代第一,官至吏部郎”;梁人陆杲“好词学,信佛理,工书画”;陶弘景“喜琴棋、工草隶……好著述,明众艺,善书画”。

可以看出,在史书中对六朝士人文化能力的书写中,清谈、博学、文章、词赋、书法、绘画、音乐、围棋等构成其人文化素养的主要方面。推究其原,汉灵帝创鸿都门学,招聚擅长词赋、书画之人,并授予尊位,此举对士人的文化习得影响甚大,实际上已经初步奠定了士人文化体系的基本格局。而在构成六朝士人文化素养的诸因素中,其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博学”常被置于首位,所谓博学,当指对于文化经典的全面掌握。自后汉开始,知名士人便不再固守一经,而是博通诸经,如郑玄、马融等人。六朝士人之博学,则更要详览群籍,如张华连图纬方伎之书亦旁涉多通。更重要的,是对《老》《庄》等玄学经籍有精深研读,并且有高超的清谈能力。

诸文艺门类中,文学的地位要高于音乐、书画诸艺。汉代以词赋为小道,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学提升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词赋不再被视为小道,而是有了崇高的地位,由此兴起了文学的自觉,并且在士人文化体系中一直居于高位。如《世说新语》共36门,《巧艺》属第21门,涉及书法、绘画、弹棋、围棋等,而词赋则被置于第4门《文学》之中。词赋文章之外,精通音乐、书法、绘画等技艺亦成为重要条件。

绘画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如何?以嵇康为例,《三国志》和《晋书》本传说他好《老》《庄》,能谈论,善属文,解音乐,却没有提及他的书画才能。到了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方才提到嵇康“能属词,善鼓琴,工书画”,并且是依照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的次序加以描述。其中,书画常常并称,并且书居画前。宋人颜延之在写给王微的一封书信(《与王微书》,见《全宋文》卷三十七)中提到:“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而工篆隶者,自以书巧为高。”王微在《叙画》中引用了这句话:“工篆隶者,自以书巧为高。欲其并辩藻绘,覈其攸同。”王微意欲提高绘画的地位,是时人认为书法高于绘画之明证。对此,《世说新语》中的一则史料颇堪玩味:

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巧艺》六)

范宣列入《晋书》《儒林传》,其人尚隐遁,征辟不出,入《隐逸传》亦可。之所以归入《儒林传》,乃因其人以儒学立身。据《晋书》本传记载,范宣好学不倦,博综丛书,而尤善《三礼》。他深感正始以来玄风日炽,风气荡弥,而以儒家自持,遂有“太儒”之称。虽读其书,却言谈不及《老》《庄》。范宣以讲诵为业,名气颇高,戴逵等远近诸人皆来就学。范宣从经世治用的儒家观之,认为绘画无用,不宜耗费精力,而在看过戴逵所绘《南都赋图》以后,却“甚以为有益”,开始重视绘画。范宣作为一个隐居不仕的儒家,在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名士为主体的魏晋士人中,地位相对边缘,其对绘画的态度尚且有了变化,由轻视改为重视,则一般的世族中人,已将绘画作为文化修养之一了。

另一位儒家,北齐颜之推,对于绘画的态度同样值得玩味。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共七卷二十篇,第十九篇为“杂艺”,所叙内容,依其次序,分别有书法、绘画、射、卜筮、算术、医方、琴、博弈、投壶、弹棋等。这一序列确显驳杂,既有传统的“六艺”(乐、射、书、数),又有游艺(博弈、投壶、弹棋),还有医方、卜筮之属。值得注意的是,颜之推将书法和绘画列于首位,这反映出在齐梁时期,书画在士人文化体系中已颇显重要。就绘画而言,颜之推指出:“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尽管他肯定绘画的娱乐功能:“玩阅古今,特可宝爱。”然而,像对待书法、算术等的态度一样,他主张兼明则可,反对将其当成专业。颜之推将士人和工匠作了明确区分,他认为,对于士人而言,尤其是对于官未通显之士人,如果精于书画之艺,很可能会被公私使令,承担猥役,与诸工杂处,招耻受辱。因此他反复告诫子孙,所习诸艺不可过精。他例举了韦诞戒子孙勿复学书,王羲之以能书自蔽,王褒苦于笔砚之役,吴县顾士端父子擅长丹青,而被梁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等故事,来说明此点。显然,颜之推是将诸艺视为士大夫修养心性、消愁释愦之物。正如清人李方膺所说:“以画为业则贱,以来自娱则贵。”实际上,六朝之后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士人莫不以被视为职业画家为耻,如唐代阎立本、宋代李成、郭熙,明代陈洪绶,清代曹雪芹,皆有类似故事传世。这也是文人画与院画形成对立,并且文人画占据主流的重要原因。

 

三、六朝绘画的功能

东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到了绘画的功能问题:

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上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5](589)

学者在引用这段话时,常常关注最后一句:“恶以诫世,善以示后”,认为其强调了绘画的诫世扬善功能。这自无疑义。不过,这段话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之说,首先告诉我们的是绘画的知识学功能,即记录或呈现天地自然、世间万象。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中有《五星八卦二十八宿图》《十二星官图》《日月交会九道图》《望气图》《河图》《山海经图》《地形方丈图》《百国人图》《地形图》之属。这些图画,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实存或想象中的自然万物,能够反映时人的宇宙观,具有文献学的意义。就其对山川河渠的记录而言,对于国家治理不无裨益,因此具有政治学上的价值。而对于天地开辟以来神话或历史人物的描述,则颇能强化人们对于民族历史的认知与记忆,从而增强自我认同感。

其中,绘画的鉴诫功能得到了极大突出。《左传》中就有“铸鼎象物”之说,其目的是“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观明堂,看到四门墙壁上画有尧舜与桀纣之像,“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6]132汉代以来,绘画具有劝诫功能成为共识。如曹植在《画赞序》中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7]12何晏在《景福殿赋》中提到:“图像古昔,以当箴规。”后世在论及绘画之功能时,莫不有类似表述,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7]27唐代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录》中提到:“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7]16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指出:“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袭而画者,皆有所为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礼殿,有西晋益州刺史张牧画三皇、五帝、三代至汉以来君臣贤圣人物,灿然满殿,令人识万世礼乐。”[7]648-649米芾在《画史》中指出“古人图画,无非劝戒”。明代宋濂在《画原》中提到绘画有“助名教而翼群伦”的功能。清代松年在《颐园论画》中提到:“古人左图右史,本为触目惊心,非徒玩好,实有益于身心之作,或传忠孝节义,或传懿行嘉言,莫非足资观感者,断非后人图绘淫冶美丽以娱目者比也。”[7]326

绘画的劝诫功能,不只表现于图绘古人,还对当世人物进行摹写,予以表彰留念。据《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记载,汉武帝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汉明帝时,曾绘云台二十八将。王充在《论衡.须颂》中提到:“宣帝之时,画图汉烈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

显然,这些具有劝诫之功的绘画,全为人物画。也就是说,在将绘画视作具有政治功利目的的时期,人物画具有绝对优势。东晋顾恺之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7]347认为人物画最难画,将人物画排在山水画之前,即是表明了人物画的核心地位。

不过,绘画的意义确又发生了变化。如上所论,像文学、书法一样,绘画的地位在六朝有了提高。王充对于绘画尚有所不屑,“人好观图画,夫所画者古之死人也,见死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古昔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灿然,岂徒墙壁之画哉?”[7]8在他看来,就记言记行之功能而言,绘画并不能与文籍相提并论。当然,王充作为边缘士人,颇有些愤世嫉俗,其观点往往与时流相反。他的轻视态度,恰能说明时人对于绘画的观赏已经蔚成风气。时至魏晋,士人已将绘画与文籍相比,如陆机所云:“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7]13王廙则指出:“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7]14将书画并列,并且认为其对于为学修身有重要意义。南朝宋王微更进一步,提出“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认为绘画不仅仅是一种技艺,而且与反映天地自然之道的《易》象同体,上升到了至高的地位。到了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进一步提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则是对绘画“与《易》象同体”的展开说明。

东晋之世,山水审美大兴,及至南朝,山水画逐渐兴起,绘画的审美价值开始受到瞩目。如南朝宋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了“畅神”之说:“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7]584王微在《叙画》中也有一段著名的表述:“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披图按牒,效异山海,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呜呼!岂独运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画之情也。”[7]585都是强调自然山水以及山水画给人带来的美妙的审美感受。南朝姚最在《续画品》中评价擅长人物画的嵇宝钧、聂松时,指出“二人无的师范,而意兼真俗。赋彩鲜丽,观者悦情”,[7]374同样从审美的角度予以品评,强调其美学形式以及观赏功能了。所以陈衡恪说:“六朝以前之绘画大抵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或为建筑之装饰,艺术尚未脱束缚。迨至六朝,则美术具独立之精神,审美之风尚因以兴起,渐见自由艺术之萌芽,其技能顿进。”[8]234这种观点,恰当地表明了六朝绘画功能的变迁。

 

 

注释:

①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此条原文:“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天下奇艺,天下之艺云集。”许多学者常据此认为汉明帝创立了鸿都学。实际上应为汉灵帝。《后汉书.孝灵帝纪》中说:“始置鸿都门学生。”《蔡邕传》中亦提到:“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②有的学者以“文人画家”称之,不过学界通常所说的“文人画”似有专指,指的是宋代画院成立之后,与院画形成对立的绘画形式。

③《晋书》卷九十一《范宣传》:庾爰之以宣素贫,加年荒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太儒?”宣曰:“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

 

参考文献:

[1]李修建.雷蒙德.弗思的艺术人类学研究[J].思想战线.2011(1).

[2]王根林点校.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列传》。

[4]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M].北京:三联书店,2008.

[5](清)严可均.全后汉文(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8]陈衡恪.中国绘画史[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On the View of Painting in Six-Dynasties

 

Li Xiu-jian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of Art,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29

 

Abstract: In general, six-dynasties is regarded as the conscientious era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the position of artistic class are not identical. Around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painter’s status changed from anonymous craftsmen to Literati. The position of painting is lower than literature,music and calligraphy in the cultural system of six-dynasties, but still became a embodiment of scholars’ cultural literacy. The function of figure painting was moral education,  but the landscape painting was mainly for the aesthetic purpose.

Key words:  six-dynasties; Literati painters; cultural system; the function of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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