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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框架理论:概念、源流与方法探析 ——兼论我国框架理论研究的迷误

[日期:2015-05-27] 来源:《中国出版》2015年第8期  作者:刘强 阅读: [字体: ]

框架理论:概念、源流与方法探析

——兼论我国框架理论研究的迷误

刘强

 

内容摘要:框架理论是戈夫曼在人类学家贝特森框架概念基础上创建的理论,近二十多年来已成为最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与范式,但现有的研究已经脱离戈夫曼的研究路径,导致“散乱的概念化”和“破裂的范式”。框架理论受到我国传播学界高度关注,但由于缺乏对原始文献解读与对国外研究现状的完整把握,我国的研究沿袭了美国的窠臼,并将“框架化”(Framing)误译为“架构”或“构型化”,造成了新的理论混乱。本文从梳理从贝特森到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文献入手,剖析了美国框架理论研究的阙失,提出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是基于人类学视角,以象征互动论为基础,将隐喻作为情境定义来分析人类传播现象的理论建构,为框架理论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关键词:框架理论  隐喻  框架化 人类学方法  情境定义

 

一.框架理论的渊源与中国研究的阙失

 

框架理论又称框架分析,是近20年来美国传播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被认为是定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认知语言学等领域,形成了多维视野的研究态势,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框架理论1990年代传入中国后,传播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国际传播学会(ICA)和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对2014年两大国际传播学年会论文统计显示,分别有49篇和42篇论文标题中含有“框架”内容。框架理论之热由此可见一斑。

框架理论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研究范式,最初发端于人类学和社会学,逐步渗透到传播学领域并发展为主流理论。随着框架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框架概念泛化和滥用的现象,给这一领域研究带来了很大困扰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陈阳引述资料显示:通过对2001年1月至2004年5月6种主流英文传播学期刊论文检索发现,“自21世纪以来,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广泛的理论是一个传播学经常碰到、然而其概念却相当模糊的理论——框架分析。”[1]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潘忠党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架构分析(Framing analysis)都是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自从美国政治学家恩特曼(Etman,1993)将其概括为‘破裂的范式’(fractured paradigm)之后,不少学者都试图整合文献,以提出一个‘架构分析理论’。但是,这些努力至今成效甚微,乃至有人说(DAngelo,2002),架构分析其实是个多范式的研究课题(research program),理论和方法的多元是其应有特征。” [2]

框架理论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借用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游戏与幻觉理论》中“框架”概念,在《框架分析》中创立的理论。他系统地阐发了基于人类学视角的人际互动的传播分析理论与方法,提出了由主体认知和传播环境等多重因素构成的“框架”决定了传播意义的生成。这一理论显然受到了贝特森框架概念的启发,同时接受了社会学象征互动论的影响。虽然戈夫曼原本并非有意于从传播学角度来阐发传播过程中受众与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这一方法明显带有象征互动论的痕迹,给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启迪。

“框架”在戈夫曼理论中具有基模或范式的涵义,它切合了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科学走向整合、期待理论创新和构建新的研究范式的趋势。范式研究是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创立的研究方法,其本质就是一种模式或模型。这与以实证方法与模型建构为特征的传播学具有高度吻合性。“框架”在英文中本身就有整合的涵义,与传播学的开放性的理论建构特质非常相似。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恰好触及到了被大众传播学所忽视的问题——人际互动传播中的非符号表达,这是传播学急切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传播学是基于大众媒介和符号学构建的理论体系,非符号的人际传播在传播学中是缺位的。随着传播学的发展,依靠原有的媒介理论和符号学已难以解释许多传播现象,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视角来阐释非媒介化和非符号化传播现象。戈夫曼的框架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因此,框架理论为人类学到传播学的转换奠定了重要基础。

戈夫曼可能没有想到,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框架理论在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能够迅速流行起来,并得到极大发展。实际上,戈夫曼框架理论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而并非一种完整的理论。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美国本身就是普适性很强的学科,具有广泛的兼容性,经常为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传播学的理论来源就包含了社会学与人类学。但是,框架理论由人类学到传播学的转换中,由于理论背景和方法的差异,形成了对框架概念的不同解释,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系统地梳理框架理论的演变过程,对于澄清是非曲折具有重要意义。

框架理论形成有几个重要阶段:1955年贝特森提出框架概念;1974年戈夫曼在框架概念基础上创立框架理论;1990年后,传播学的框架理论逐步形成。可见,这一理论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戈夫曼框架理论与传播学的融合,极大地拓展框架理论的领域,进而形成了以传播学为中心的框架理论;一方面框架理论面临着从人类学和社会学如何融入传播学的问题。正是在这种不同学科的融合与冲突中,框架理论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框架理论在美国传播学中异军突起,迅速引起了中国传播学界的密切关注。陈阳认为,台湾在1993年就用框架分析方法来研究新闻文本;中国大陆于1996年由清华大学李希光等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研究中首次采用框架分析方法。潘忠党则认为,中国海峡两岸框架理论的研究,始于1995年台湾钟蔚文和臧国仁教授发表的《新闻的框架效果》论文。臧国仁1999年出版的《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是海峡两岸第一部研究框架理论的专著。这两种表述差别不大,基本可以确认中国海峡两岸框架理论的研究大致是同步的,稍后于美国传播学界的框架理论研究。中国大陆对框架理论的系统研究始于2000年后。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张洪忠发表了《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该文与美国传播学界的研究内容基本一致。其后,复旦大学黄旦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专著(2005),以及经常来往于美中之间的潘忠党的《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2006)和陈阳的《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2007)等论文和专著,初步奠定中国大陆框架理论研究的基础。但上述研究沿袭了美国学界的方法与思路,缺乏独立批判精神和理论创新。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介绍性的研究论文,如高芳《简析框架理论》(2008)、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硕士生孙彩芹 《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2010)、乔新玉《传播学视域下的框架理论综述》(2011)等。因限于一手资料的匮乏,其中一些论文对框架理论的介绍并不准确和完整,甚至有曲解和误读之嫌。总体上看,大陆对框架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主要原因是缺少国外框架理论研究的系统梳理和把握,在整个华语学术界也很少有对框架理论经典文献的译介;同时,缺乏从传播学理论建构高度来把握框架理论的意义。在这样背景下,要做到对框架理论正确解读和研究,存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应该说,海峡两岸对框架理论的引进和研究,拓展了中国传播学界对国际前沿信息把握的视野。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其中一些研究是比较粗浅乃至偏颇的,对框架理论解读起了误导作用。正如浙江大学吴飞教授所说:戈夫曼自己感叹说,《框架分析》因为写得太长,读完的人很少,所以他的许多思想往往被误读。“传播学界对戈夫曼的兴趣由来已久,但可能认真地基本重要著作的也不多。记得当年读到芮必峰教授关于他的介绍文章,就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啃啃这样的经典原著了。”[3]吴飞的批评比较客观地说明了我国目前研框架理论的现状。我们初步梳理了我国研究戈夫曼与框架理论的论文,几乎鲜有所见引用《框架分析》原文,直接引用国外一手文献的也不多。可见,在没有阅读戈夫曼或相关原著情况下,何以对框架理论进行解读?更遑论对戈夫曼整个框架理论体系和背景的准确把握。值得一提的是孙彩芹的《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整个引文只有19条,其中外文引文3条,以这样的文献掌握程度来阐述35年框架理论的发展脉络,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事实上不仅许多国外框架传播理论的主要观点没有涉及,即使国内的相关文献梳理也不不全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框架理论研究似乎有闭门造车、自说自话之嫌。

                      

二.框架概念的梳理与阐释

 

戈夫曼创立框架理论后,引发了美国学界的跟风热潮,一时间几乎言必称框架,但许多学者都在框架概念下表达的却并非同一涵义,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研究乱象。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学界没有对框架概念作学理性的界定,更缺乏对框架概念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实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很少有人对框架概念的形成与演变作过系统梳理。当初,戈夫曼借用了贝特森的框架概念时,并没有对其内涵作清晰的界定,也没有“框架化”(Framing)的提法。“框架化”是后人在框架概念基础上演绎形成的新概念。因此,框架理论从人类学和社会学到传播学的转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相关概念,包括:框架(Frame)、框架理论(Frame Thoery)、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框架化(Framing)、框架化分析(Framing Analysis)、框架化研究(Framing Reserch)等。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学科中产生了一些相近的阐释性概念,但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和研究范式,往往产生了很大的歧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框架理论研究的混乱。近年来,美国一些学者意识到框架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或不分析方法中应有所区别,提出了框架类型化的问题。克莱斯·H·德·威利斯在《新闻框架:理论与类型学》中指出:框架一词在文献中具有显著的不一致性,“在媒介分析中,框架概念的不断普及,是与在其应用中显著的不一致性同步发展的。本文概括了框架化整合过程模式,包括生产、内容和媒介使用视角,所提出的一般和具体的议题框架的类型学是基于先前的媒体框架研究的。” [4]

我国在引入和研究框架理论过程中,首先同样触及到如何理解和界定框架概念问题。大陆和港台一开始在框架概念的释义上就发生了严重分歧,既有误读,也有随意发挥的曲解。潘忠党和陈阳都意识到了框架概念的释义分歧与误读所带来的混乱,分别发表了标题极为相似的论文,强调框架理论是一个亟待澄清的概念和领域。然而,究竟如何澄清框架概念,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相反,他们对框架概念的解释反而引起了新的误读和混乱。实际上,贝特森和戈夫曼都没有对框架概念做过清晰的界定,他们对框架的解释是描述性的,更多的是把框架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尽管戈夫曼希望框架分析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但在他的著述中并没有建构起清晰的范式。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后来对框架概念的随意性解释留下了空间。框架理论引入中国时,本来由于语言差异而带来的隔阂,更由于对概念的随意性翻译和演绎造成了进一步的误读,导致框架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地走入误区。这也是框架理论在中国没有进入传播学主流理论的重要原因。

潘忠党用“框架”和“架构”来分别表述Frame和Framing。他却忽视了一点,且不说用“架构”来翻译Framing是否符合英文原意,在框架概念之外,另创一个“架构”概念极容易造成概念的混乱。不明就里者,尤其是缺乏英文背景者会认为“架构”是一个完全有别于“框架”的概念。Frame与Framing是同一词根的不同词性而已,若另造一个新词,势必造成误解。近年来,美国的框架理论研究基本使用的是Framing概念,已很少用Frame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要把整个框架理论都改换成架构理论呢?如果改称架构理论,框架理论又何以解释?事实上,框架化的概念是框架理论中的一部分,是在框架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概念。汕头大学周翔更是别出心裁把Framing生造出一个新词“构形化”,在英汉词典中我们没有发现Framing与“构型化”对应的翻译,也无法确知“构型化”概念从何而来。与潘忠党一样,周翔既没有对“框架”与“构形化”的关系进行解释,也没有说明为何要把Framing译为“构形化”。这种随意生造概念的做法,不仅有自说自话之嫌,而且给框架理论研究造成了很大混乱。脱离原创者的本意去随意发挥,在我国学术界似乎是屡禁不止的顽疾。Frame和Framing是框架理论在后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阐释的维度,前者侧重于社会学的视角与静态的理论描述,后者侧重于传播学的视角与动态的分析方法。这种差异虽然鲜有学者专门进行界定,但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在理解上也不成问题,这种语词的差异转换为汉语后,似乎成了大问题,由此带来了许多理论的误读。为了避免概念的混乱,我们将Framing译为“框架化”。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森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波力斯米塔·波拉在《框架理论概念问题:十年文献的系统考察》中指出:“虽然已有许多学者指出了框架化研究中的问题,但却很少有人系统地考察过已发表的有关文献。”[5]他对框架化研究的文献规定了两个前提:一、必须是传播学期刊;二、关键词搜索必须是电子数据库中使用的。这一研究“主要发现:框架研究一直更多地集中于资讯构思和‘独特的’框架问题上。现有的争论表现一致的是,其结果都凸显了缺乏对框架生产和混合框架的研究。这一对十年来已发表的文献的考察,为今后更好地研究显示了方向。”[6]这里之所以要对框架概念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界定,是因为框架理论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这种多重的研究范围是一柄双刃剑。(This range of multiple approaches is both a blessing and a curse”)[7]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框架概念的内涵与分析方法有所不同。但很多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了对框架理解的偏差。

如前所述,美国目前主要研究的是“框架化”而不是“框架”理论。美国著名社会科学网站“自由百科全书”( The Free Encyclopedia)对框架化的释义是:“在社会科学中,框架化包含着有关个人、团体和社群对于现实的组织、认知与交流的一组概念和理论观点,框架化涉及到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建构——来自大众媒体来源、政治与社会运动、政治领导人,或其他活动者与组织。这是一种对个人归之于言语和措辞意义的认知性选择影响的不可避免的过程,通常认为有一种或两种途径:作为思想中的框架,包括现实的心理表征、诠释和简化(simplifications );作为传播中的框架,包括在不同活动者之间框架中的交流。……框架化效果可以在许多新闻学的应用中看到,以同样的信息作为基础,在没有改变实际事实的情况下,‘框架’(框架)所围绕的问题能够改变读者的认知。……在社会理论中,框架化是个人理解和回应事件的一种阐释的模式和一种轶事和刻板印象的集合,换言之,人们通过生物和文化的影响所建立的心理的‘过滤器’。然后,他们使用这些过滤器去理解这个世界。他们所作出的选择正是收到了他们创造的框架的影响。”[8]这一释义充分反映了美国学术界对框架理论的主流观点,也是基于后来发展起来的框架理论中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学基础的解释,但与贝特森和戈夫曼的框架概念还有多少吻合,是值得怀疑的。

 

三.框架理论的发展与流变

 

对框架理论的正确理解与把握,须追本朔源,梳理和澄清从贝特森和戈夫曼到传播学中关于框架概念的演变过程:1955年贝特森在《游戏与幻觉理论》中开始使用框架概念;1974年戈夫曼尝试用框架分析方法并使之理论化;之后,明斯基、卡讷曼、特维尔斯基、恩特曼、甘姆森等对框架理论的系统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学科背景、概念和范式的转换,或者说框架理论研究本身构成了不同的“框架”语境,形成了基于传播学、政治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背景与方法。这一多维的研究既拓展了框架理论的视野,形成了不同学科研究的合力,也导致了因不同学科背景阐释的差异带来了混乱。 

厘清作为理论源头的贝特森和戈夫曼的框架概念,是正确解读框架理论的前提。由于国内有关贝特森、戈夫曼的一手资料匮乏,翻译文献鲜有所见,仅有的一些信息主要从潘忠党等人的论文中转述而来,这对完整、准确地理解贝特森和戈夫曼的框架概念带来很大困难。首先,需要准确地把握贝特森的框架概念。凯提·撒冷和埃里克·兹尔曼在编辑贝特森论文时指出:贝特森的理论是与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合作中发展形成的,他提出的“智力生态学“贯穿了一系列的领域,从生物学、病理学到认识论和美学。”[9]贝特森在《游戏与幻觉理论》中指出,著名哲学家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沃尔夫等为自己基于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这两个方面恰恰是被人们所忽视的贝特森提出框架概念的重要理论背景与方法论基础。

了解这一背景对理解贝特森的框架概念至关重要:其一,框架概念是从罗素等现代哲学认识论和人类学演绎而来的;其二,框架概念是基于精神分析理论来阐释人类及其艺术活动的。在这一基础上,贝特森触及到了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意义分享问题,并提出了元传播概念。“人的语言传播能够操作,而且总是在对比性的抽象水平上进行操作。”[10]人们之间抽象的传播话语形式其实已经暗含了特定的语境关系,这种语境关系就是元传播或元语言学。语境关系并不存在于抽象的语言中间,而存在于交流者的关系之间,只有他们在交流的特定语境下才能把握其中的涵义。贝特森在这里提出的元传播和元语言学的观点,可能是受到了元科学方法论的影响。

潘忠党在阐述贝特森的元传播概念时指出:“动物(包括了人类)为什么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将同样的物化记号用于不同内容的交往互动?促使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项非常具体的观察:在三藩市动物园,他看到两只年轻的猴子在‘游玩’,即它们相互采取了一系列看似打斗却非打斗的动作。问题是,如果物化的表征——动作——与打斗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参与游玩的猴子以及他(贝特森)这个人类观察者何以明白它们并非在打斗,而是在游玩呢?贝特森提出,显然,游玩的参与者和观察者都具有进行‘元传播’(mata-communication)的必要能力。”[11]潘忠党的阐释在国内难以见到原著的情况下,几乎成为了解贝特森原意的唯一来源,因而被国内研究者一再引用。但是,我们怀疑潘忠党是否准确理解了贝特森的原意。潘忠党把元传播解释为“指的是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就如何诠释所用符号而相互传递信号。这些信号可能包含了特定的资讯,即‘目前采用的记号并非它通常指的意义’。因此,貌似其他以类似形式所表达的活动(游玩)。”[12]这里的解释是混乱的,与贝特森的原意并不符合。贝特森原文中,以动物“戏玩”为例,强调了是基于哲学和逻辑学方法,试图去解决一个人类学意义上互动的悖论(paradox),即“戏玩”并不仅仅是表面讯息(message)所代表(stand  for)或指示(denote)的涵义,还存在着超越抽象语义的说话者情境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akers)。对于人类而言,这种意义关系就是“隐喻”(metaphor)所蕴含的意义。这正是贝特森在元传播概念的基础上,形成框架的概念的前提。虽然贝特森的框架概念在经历了近20后才得到戈夫曼的回应,但作为框架概念基础的元传播理论似乎被人们所忽视了,即使在美国元传播研究的论文也鲜有所见,这并非仅仅因为贝特森的理论过于晦涩,而是大多数学者都是从传统的传播学背景来审视元传播概念,没有意识到贝特森是基于人类学视角来考察传播现象的,与传播学的方法不是同一路径,这也是潘忠党误读贝特森元传播概念的主要原因。

其次,解读戈夫曼框架理论,不能仅仅孤立地解读1974年《框架分析》的文本。事实上,框架理论是戈夫曼自1950年代与贝特森合作起就开始酝酿的理论体系。1953年,戈夫曼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为进行人类行为研究,与贝特森团队开展合作。这是启迪戈夫曼建构框架理论的重要契机。这一时间节点正是贝特森发表著名论文《游戏与幻觉》前后。同时,作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重要传人的戈夫曼,框架理论受到了符号互动论奠基人乔治·赫伯特·米德的深刻影响。整个196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被符号互动论深深吸引,戈夫曼框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号互动论的成果,或者说与符号互动论有着清晰的传承关系。

戈夫曼的框架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期,在他早期著述中,已经显现出了框架理论的雏形。与贝特森合作研究不久,1956年戈夫曼发表了奠基性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提出了框架理论的相关核心概念——情境定义,这本是符号互动论的奠基者威廉·托马斯创造的概念,戈夫曼赋予了它全新的涵义,把人的表演、语言表达和行为表征,都纳入到了这种“情境定义”框架中,即一种是用语词“给出的表达”,一种是用行动“流露出来的表达”,前者通过语言即可以对这种表达的意义给予说明;后者则需要考察“情境关系”才能对蕴含的意义给予说明,这种依靠“情境定义”生成的意义,就是一种解释的“框架”。这与贝特森的元传播的涵义非常相似。如果说,语词的意义是直接蕴含在定义之中的,那么,“情境定义”中的意义则是蕴含在交流者不确定的互动关系之中。戈夫曼对人类传播行为中意义生成方式的思考,超越了传播学的视野,已经具有了哲学形而上的意味,符号互动论则为他这种思考提供了新的方法。因此,框架理论是戈夫曼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开始酝酿的理论雏形的自然发展。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班纳特·M·伯格在戈夫曼《框架分析》序言中说:“《框架分析》是戈夫曼赢得作为社会学家声誉的扛鼎之作,这是他在多年前开始启动所完成的最系统化的著作,并达成他的目标的最重要的成就。” [13]这充分表明戈夫曼的框架理建构中是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与他之前的许多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戈夫曼框架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传播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研究范式,也为传播学创立了具有元学科意义的研究维度。班纳特·M·伯格说:“‘框架’在《框架分析》中必然涉及到意义的关系维度。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框架仅仅是一种具体有形的隐喻——其他社会学家已经尝试援用诸如‘背景’、‘设置’、‘上下文’等词汇,或‘根据’这样的短语来表达这种隐喻。”[14]因此,框架理论的核心是从人类传播的互动关系出发,表达了基于情境关系的非语词涵义的隐喻的意义。把握这一理论背景的意义在于,戈夫曼延续了贝特森人类学的传统,并把框架的概念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这与美国传播学中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方法的传统有着根本不同,但这一深刻的思想与方法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美国传播学传统与它的实用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高度吻合的,始终把传播效果作为传播学首要任务。因此,人类传播行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是缺位的,隐喻几乎从未纳入传播学的话语体系中。美国传播学界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从戈夫曼框架理论出发,而是套用大众传播学理论,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框架理论,把Frame改换成Framing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现实。潘忠党和吉拉德M.考斯基在《框架化分析:新闻话语研究》中指出:框架化分析作为一种建构主义方法,为新闻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种考察的方法。[15]而并不认为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建构。

因此,美国传播学界进行的框架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从贝特森到戈夫曼的轨道,这也是学术界把框架理论称之为“混沌的研究领域”和“破碎的范式的”根本原因。戴特拉姆 M·舒菲勒说:“恩特曼(1993)把框架化归于‘散乱的概念化’,先前的研究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依靠特殊的上下文,而不通常可适用的可操作性。博劳休斯和艾普斯(1995)作了更进一步的定位:框架化不是一个清晰的可解释和通常应用的概念,仅仅是不能转换为研究问题的隐喻。”[16]这一解释恰好说明了美国传播学界的困惑与误读的原因。所以,戴特拉姆 M·舒菲勒和大卫·图克斯贝里,试图把框架研究拉回到传统的传播学的轨道,把框架化、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并称为媒介效果演进的三种模式,他们对框架理论的演进作全景式描述时指出:“在研究备忘录中,这一理念(框架理论)轮廓的形成并不新颖,它吸收了几十年来现存的社会学(戈夫曼,1974)、经济学(卡讷曼和特维尔斯基,1979)、心理学(卡讷曼和特维尔斯基,1984)、认知语言学(拉考夫,2004)和传播学(恩特曼,1991)的研究成果。弗兰克·伦兹则是第一位将框架化概念作为竞选工具的专业性民意调查专家。” [17]这里比较全面地描述了美国框架理论发展和演变的轮廓,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美国目前的研究早已把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放在一边了,许多研究者只是借用了框架的概念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很难说与戈夫曼的理论还有多少联系了 。尽管如此,戈夫曼的框架理论对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带来了很大的解构作用,然而,至今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读懂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是颇值得怀疑的。 

                                        

本文为已发表于《中国出版》2015.8期未删节本)

 

本文系教育部2014年社科规划课题(课题编号14YJA760017)《人类表演学与媒介建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陈阳.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J].国际新闻界.2007(4):19

[2]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1):44

[3]吴飞.重温戈夫曼的互动理论[J]http://www.sociologyol.org.2012.3.15

[4]Claesh H.de Vreese.News Frame:Thoery and Typology[J].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document design.2013(1)51.

[5][6][7]Porismita Bora. Conceptual Issues in Framing Thoery: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A decades Literature [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1(1):246   

[8]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ming

[9]Katie Salen、Eric Zimmerman.The Game Design Reader:A Rules of Play Anthology[M].The MIT Press Combrige,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2006:314

[10]Gregory Bateson.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M].The MIT Press Combrige,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2006:314.

[11][12]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1):21

[13][14]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M].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1986:8

[15]Zhongdang Pan,Gerald M. Kosicki.Framing Alanysis: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J].Political Communication.1993(10):55

[16]Dietraman A.Scheufele.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9, Winter:103

[17]Dietraman A.Scheufele, David Tewsbury. Framing,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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