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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田野工作方法中的文化思考

[日期:2009-04-07] 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  作者:方李莉 阅读: [字体: ]

——以长角苗人的艺术考察为例

一、概述
  笔者在这里提出了艺术田野工作方法的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在我们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考察时,如何去认识那些田野中的民间艺术,如何去认识在民间的生活中艺术与文化的关系。面对各种的民间艺术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去记录它们,以及记录与它们相关的文化现象。
  我们之所以要重视艺术田野,是因为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名录中,大多数是以艺术的名义来确立的,而这些名录的评审也往往是按艺术来分类的,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基本是民间艺人。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认识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中,艺术与其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有传承这些艺术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文化中的地位与身份,在农村的民间社会没有艺术家这样的称呼,所谓的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家,是我们这些外来者给予他们的称呼,如果我们把他们还原到他们的文化中,又该如何确定他们的位置。
  在本文中笔者希望将自己曾考察过的一个案例呈现给读者,并从中归纳出一些方法论来与大家共享,也算是一个经验的交流和一个考察的体会。而论文主要是围绕着艺术田野的工作方法来进行的。

二、考察对象的文化与艺术特征的确定
  笔者认为在做艺术田野前,首先要对所考察对象的文化特征有一个大的定位,然后确定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因为田野对象是复杂的,界限也是漫无边际的,不同的理论框架所凸现的问题会不一样,所划定的考察界限也会不一样。就像是摄影的镜头,有聚焦点和锁定镜头的边框。我们是以考察组集体考察的形式,于2005年至2006年期间在长角苗的寨子里做了三个半月的田野,大家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文化做了一个较全面的考察。由于考察组成员基本都是做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所以在考察的过程中,较多的关注了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笔者是该课题的组织者与主要参与者。
(一)艺术是该群体的文化符号概念的确立
我们的考察对象是长角苗人的艺术,长角苗是一支居住在贵州黔西北的山区里的苗族的分支—箐苗中的又一分支。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的是,长角苗曾经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族群,其文化保持了较多的前工业社会的原生状态。这一族群文化的的世界观是神话式的或祖先崇拜式的,其制度的“合理性”或“认知性”,是来自社会各成员所共同接受的神话或祖先崇拜教义的哲学理论。由于其没有文字,这些世界观和包含在其中的各种信念、价值与知识,都是生活情境通过各种声音符号、图形符号的表达和记忆潜移默化到人们的心中,成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背景知识”,它们之所以是背景知识,就在于人们只懂得运用它们而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这些由声音符号和图形符号所表达出来的背景知识,也是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相结合的产物,其是生理潜能通过一个人面对其他人的过程而现实化,是一种社会性或文化性的符号网络,同时由于根植于自然环境的物理性和人的生物性的基础上,其具有一定的时空性,属于连接自然和文化或社会的巨大过程系统,通过社会标准化的发音模式和图像式的符号功能在人的记忆轨道中储存,并被物化在许多的生活设备中。
  而这些声音符号和图形符号,在我们的考察中就成为了歌曲、散文、音乐、服装的纹饰、器具的造型和装饰图案、建筑的外形与装饰等等,这也就是我们所要考察和记录的艺术。因此,在长角苗人的社区里,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而是一种公共的文化符号,它由各种命题构成,并被编入集体表象或者公共的文化空间中。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些符号学会他们社会群体的文化、社会群体的文化命题,当这些文化命题被他们的社会成员学到后,它们即成为这些社会成员个人的思想,并“处于”社会成员的心灵深处。
(二)艺术与该族群文化的“习得”方式之间关系的确立
  M·E· 斯皮罗认为:“文化符号具有无意识的和内涵的意思—用隐喻、换喻和其他转喻表达的意思。由于这些意思并不构成符号的(传统)意思,而是社会行动者有意无意想要它们具有的意思,所以它们并不“处于”符号本身里,而是处于社会行动者的心灵里。因此,如果我们区别文化符号的意思和它们为社会行动者所具有的意思,那么,一种文化的社会行动者所具有的意思的范围就比(传统的)文化符号的意思的范围要广泛得多①。”
  也就是说,这些被我们看成是艺术的文化符号,它们潜入长角苗人的内心世界的那一部分的意思,比符号本身所表达的意思还要丰富的多。因此,我们要理解这些文化符号是如何和他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他们是如何成为自己文化的社会行动者的,那么我们在考察他们的文化的象征性符号的同时,我们还要了解他们是如何习得和了解这些文化符号的,同时这些文化符号作为他们的背景知识,又是如何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并支配他们的社会行为。而且这些文化符号除其表面的意思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结构,甚至具有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内涵,而这种无意识不是文化符号本身的,可能是解释者所赋予的。
  M·E· 斯皮罗还说:“人类社会系统以及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都是“习得的”,“习得的”这个词在种系发生方面有一种含义,而在个体发生方面则有另一种含义。在种系发生方面,“习得的”意指创造的或发现的;在个体发生方面“习得的”意指获得的②。”
  在考察中,我们首先观察的就是长角苗人“文化”习得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长角苗人的歌和音乐非常发达,在所有的正式场合,或举行仪式时,人们都是用歌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正因为歌是一种发言和表达意志的工具,所以在长角苗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群中,除山歌和送客歌等可以由女性一起来唱外,大部分的歌都是男性来吟唱。
  在社区里男性们从孩童时代就要开始学习唱各种不同场合下吟唱的歌。而女性则是所有纹饰的传承者,这些纹饰主要是集中在服饰上,这些纹饰不仅是为了美观,为了装饰,还是一种历史记忆的符号,正如社区里的男性们从孩童时代就要开始学习唱歌一样,社区里的女性们则从小就要学习在衣服上刺绣各种纹饰。
  这种学习唱歌和刺绣的过程就是长角苗人习得文化的过程,他们是通过艺术的学习和传承来习得他们的文化。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文化和艺术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在考察时就很可能会出现判断上的误读。
(三) 艺术的表达方式与文化类型关系的确立
  不同的文化类型与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其文化记忆和表达的方式是所区别的,有的文化是以声音符号为主,有些文化是以图像符号为主,有些文化是以文字符号为主。声音符号的表达是一种时间的表达,图像符号的表达是一种空间的表达,而文字的表达是一种抽象的表达。人类早期的对文化的记忆及表达是以声音为主,而声音作为非物质的存在,不容易积累,因此,人类的文明只有创造了图像的符号进入了空间的表达以后,其文化积累的速度才开始加快,社会发展的进程也由此加速。但在人类没有进入文字表达以前,文化的传播范围还是很小,因为文化的传播需要群体间能共同理解的符号,人类早期的图像符号还只是在一些较小的空间中,被不同的群体所使用。文字的发明,给予了统治者发号施令的工具,为了将其的意图传达出去,其必须统一符号,并在一个较大的空间范围内使用,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疆域。文字的发明不仅加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而且还给予了代际之间传承的便利,迅速增加了文化积累的厚度,使文化的积累有了时间的概念和历史的概念,这就是文明社会的文化和历史。
  而长角苗人没有文字,其文化表达的方式主要是声音符号和图像符号,而且是以声音符号为主,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其文化还保持着人类早期文化的许多特点。假设每一个社会的最初一代之后的各代都是从前代那里获得了他们的社会系统,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或发现的。那么,任何一代人的社会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下一代的文化继承物;而后者的社会系统也是从前者的社会系统获得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是从前代继承而来的,同时又会传递给下一代,在传递的过程中还会有所发现和创造。由于传递的方式和工具的不同,其文化的积累以及发现和创造的速度也会不同。
  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长角苗人由于语言上和地理上的极度封闭,而且没有文字,其文化表达及记忆的方式又是以声音符号为主,所以文化的积累非常缓慢,文化的发现和创造也非常的缓慢,因此,呈现出的情况是其文化非常稳定,缺少变化。而这种理解告诉我们的信息是,这是一种相对原始的文化,在这里我们能找到许多人类早期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告诉我们,要想了解长角苗人的文化,就必须首先理解它的声音符号和图像符号,而这些符号正是构成他们文化的基础。是他们的艺术,也是他们文化中最富创造力和最富激情的一部分。所谓的声音符号不仅是口头传授的话语,还包括不同音乐、歌曲、神话、散文诗的演奏、歌唱和吟诵。当然,在长角苗的文化符号中,虽然图像符号并不发达,但却仍然存在,它和声音符号一起,构成了长角苗文化的背景知识和象征体系,同时也构成了长角苗人的艺术表现形式。当我们初步的理解了长角苗人的文化类型及长角苗人的文化和艺术的关系后,我们就可以对其艺术进行具体的分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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