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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云霞:《长物志》中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管窥

[日期:2016-10-08] 来源:  作者:谢云霞 阅读: [字体: ]

《长物志》中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管窥

 

谢云霞

(西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重庆 400715)

 

 

摘要“雅”卑“俗”审美观念贯穿于《长物志》始终,成为文震亨赏鉴一切物品尤其是器物的核心标准。此种器物审美观主要体现在对器物材料、形制以及工艺装饰等三个方面的品鉴上。文震亨人文精神的物化与其对所处特定时代之社会风尚的理性批判共同促进了其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的形成。

关键词:长物志;尚“雅”卑“俗”;器物;人文精神

 

 

晚明江南文人文震亨所撰之《长物志》,可谓是一部以品评鉴赏文人清居生活所及物品为内容的笔记体著作。其所涉对象浩博,包括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等十二方面,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三》的话来说,则是“凡闲适玩好之事,纤悉毕具”,集中体现了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晚明文人之审美意趣,在我国古代造物设计领域据有重要地位。综观《长物志》,可知文震亨凡言室庐、水石、几榻、器具、舟车等物时处处标举“雅”,对于“不雅”之物,则几乎一概摒弃,并将其贬抑为“俗不堪用”、“断不可用”、“不入品”、“忌用”、“俱入恶道”、“恶俗”、“俗不可耐”等;且“雅”与“俗”亦常以“对举”的形式出现;这鲜明地表达了其尚“雅”卑“俗”的审美观念。此种审美观念贯穿于《长物志》始终,成为文震亨赏鉴一切物品尤其是器物的核心标准。

 

一、《长物志》中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的体现

 

《长物志》所言及的器物众多,但大皆收录在“卷六•几榻”、“卷七•器具”、“卷八•衣饰”和“卷九•舟车”中。综观其内容,文震亨品鉴各器物时,对其材料、尺寸、样式、颜色、雕刻、年代、用途等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进行了单一或综合的描述,并对其予以了“雅”“俗”判断或优劣评价。但总体而言,《长物志》中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主要体现在对器物材料、形制以及工艺装饰等三个方面的品鉴上。

(一)器物的材料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工艺专著《考工记》之“总序”就言:“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1](4)工匠制作器物时尚且追求“材美”,器物鉴赏者亦当以制作器物的材料作为其鉴赏对象之一。

然而,一材料有一材料之性。材料的特性不仅影响着器物的适用性,也影响着器物的外观美。在“器具•如”篇中,文震亨开宗明义地指出:“如意,古人用以指挥向往,或防不测,故炼铁为之,非直美观而已。[2](279)正因为如此,其以旧铁制的,上有金银错、若隐若现、古色朦胧的如意为“最佳”,而以天然树枝、竹鞭等制作的如意为“废物”。在此,虽然文震亨并未鲜明地道出古铁制的如意雅观而天然树枝、竹根制的如意俗气,但其以“最佳”与“废物”二词对举,显然表达了尚“雅”卑“俗”之审美态度。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尚“雅”卑“俗”审美态度是从材料的特性影响着器物的适用性而言的。

倘若说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在“如意”的品评上表现得不十分明显,那么在“尘”的鉴赏上则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器具•麈”篇中,文震亨直言不讳地说:“旧玉柄者,其拂以白尾及青丝为之,雅。若天生竹鞭、万岁藤,虽玲珑透漏,俱不可用。” [2](279)从文震亨对尘的“雅”“俗”判断来观之,可知其不是从材料的特性而是从材料的质地和肌理所形成的效果来言说的。而从材料的质地和肌理所形成的效果来评价器物优劣的论述,在《长物志》中存有多处。例如,论印章:“以青田石莹洁如玉、照之灿若灯辉者为雅……惟陶印则断不可用,即官、哥、青冬等窑,皆非雅器也。” [2](310)又如,论笔:“古有金银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俱俗不可用,惟斑管最雅”。 [2](303)在此,文震亨处处以“雅”与“断不可用”、“非雅”,“俗不可用”与“最雅”对举来言说,鲜明地表达了其尚“雅”卑“俗”审美观念。

由上可知,无论是从材料的特性来判断器物的“雅”“俗”,还是从材料的质地、肌理来评价器物的优劣,都或暗或明、或隐或显地表明了文震亨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

(二)器物的形制

形制是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工匠制作器物时须认真考虑它,而品鉴者对器物进行审美观照时也须依凭它,因为一器物之样式、尺寸大小所呈现的风貌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器物的美学品位。正因为如此,在《长物志》中,文震亨以其独特的艺术眼光和审美趣味,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评价着器物的优劣时,时常闪烁着尚“雅”卑“俗”审美观念。

就时间来说,器物的形制有古今或旧新之别。而作为有着深厚古文化修养的文人,文震亨熟谙器物的古旧形制,并且还将其作为评判器物“雅”“俗”或优劣的一个标准。在“几榻•榻”篇中,文震亨说:“花楠、紫檀、乌木、花梨,照旧式制成,俱可用,一改长大诸式,虽曰美观,

俱落俗套。 [2](226)在此,尽管文震亨并未明确地指出“旧式”就是“雅”的,但从“可用”与“落俗套”的对比可知,文震亨推崇“旧式”,以“旧式”为“雅”。文震亨的此种思想,在论述天然几、书桌、壁桌、方桌、椅、屏、手炉、书灯等器物时亦有所体现。比如,在论及方桌时,文震亨认为:“须取极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数人者,以供展玩书画,若近制八仙等式,仅供宴集,非雅器也。” [2](233-234)所谓“八仙”,即每边只可坐两人的方桌,其形制显然不如旧式“方大古朴”,因而不是“雅器”。

虽然文震亨以“旧式”为“雅”,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泥古不化,非“旧式”就不“雅”,也并不意味着其摒弃一切非古非旧的形制。譬如,关于箱子,文震亨较钟情于一种大一尺多,绞钉锁匙皆小巧精美,且镶有金银片的黑漆日本式箱子,认为其形制雅致,而“又有一种差大,式亦古雅”。 [2](243)

就造型而言,器物的形制有简练与繁杂之别。在《长物志》中,文震亨也从器物造型简练与否的角度对器物作了泾渭分明的“雅”“俗”判断。譬如,论镜:“光背质厚无文者为上……菱角、八角、有柄方镜,俗不可用。” [2](274)此处,文震亨并未说明其如此言说的缘由,但从他所崇尚(“为上”)与贬斥(“俗不可用”)的镜子之形制特点来看,其以造型简练为“雅”,反之则为“俗”。

文震亨秉着自己对器物古旧形制的熟谙和特别的审美好恶,推崇古旧式,以古旧式为“雅”而贬责与“旧式”相左的形制;认同简练的造型,而抑斥繁杂的造型,这显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其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

(三)器物的工艺装饰

诸多情况下,器物形式上的美学处理往往通过工艺装饰手段来实现。因此,工艺装饰是影响器物审美品格的一个重要元素。在《长物志》中,文震亨常以一己之审美情趣与艺术涵养,运用“雅”、“俗”或与其意相近之词,对器物上的绘画、髹漆以及雕刻等工艺装饰进行优劣评判,鲜明而具体地体现了其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

作为“格韵兼胜”的画家,文震亨无疑会以诗情画意的眼光来审视器物上的绘画。关于灯,文震亨以“四方如屏,中穿花鸟,清雅如画者为佳”,至于人物、楼阁图案,则觉得不甚雅观。[2](272)关于帐,文震亨对用画绢做帐,上面画有山水墨梅的做法并不赞同,认为“此皆欲雅反俗”。[2](333)由文震亨对器物上之绘画的评价来看,其崇尚清新素朴之“雅”,抑制绚丽矫揉之“俗”。就此而言,文震亨在器物的工艺装饰上所秉持的无疑是尚“雅”卑“俗”审美观。

在器物的髹漆方面,文震亨也可谓有其独特的好恶。例如,论及交床时,文震亨指出:“金漆折叠者,俗不堪用”;[2](237)言及研匣时,文震亨强调:“宜用紫黑二漆,不可用五金……雕红、彩漆,俱俗,不可用”;[2](301)谈及图书匣时,文震亨认为:“剔漆、填漆……俱不雅观。”[2](311)

在对器物之髹漆所表达的好恶中,文震亨著以“俗不堪用”、“宜”、“不可用”、“俗”、“不雅观”

诸词,其尚“雅”卑“俗”审美观全出矣。

此外,在对器物之雕刻的论述上,文震亨于《长物志》中也时时流露出尚“雅”卑“俗”审美观。在“几榻•天然几”篇中,文震亨倡导“略雕云头、如意之类”,至于“龙凤花草诸俗式”则“不可雕”;因为在他看来,“云头、如意”简洁、素朴、雅观,但“龙凤花草”则显得繁杂、绚丽、颇为俗气。[2](231)“海论” 雕刻时,文震亨以宏阔的视野论道:“雕刻精妙者,以宋为贵,……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皆俨若图画,为绝佳耳……至于雕刻果核,虽极人工之巧,终是恶道。”[2](318)此处,“贵”、“绝佳”与“终是恶道”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淋漓尽致地彰显了文震亨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

 

二、《长物志》中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的成因

 

在《长物志》中,文震亨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形成的原因有哪些?笔者认为,文震亨人文精神的物化与其对所处特定时代之社会风尚的理性批判共同促进了其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的形成。其中,在其人生经历与所处时代背景之中所积淀而成的人文精神,则是其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形成的关键。

(一)人文精神的物化

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于万历十三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曾祖父为文徵明,其兄为大学士文震孟,是所谓“簪缨世族”的贵介子弟。文震亨递传了其家风,既工于诗,又善于书画,其画“兼宗宋、元诸家,格韵兼胜”。[2](423)其以“琴书名达禁中”,官至中书舍人。但后因“时柄国者为公(即文震亨)诗酒旧游,不堪负荷,公亦不为之下。渐不能容,上疏引疾,奉旨致仕。”[2](426)•弘光二年,值清兵攻陷苏州,文震亨闻剃发令下,悲愤至极,投水自杀,虽被家人救起,但后绝粒而死。综观文震亨的一生,可知他是一位受过封建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深厚艺术修养、高尚而不同流俗之人格情操的文人士大夫。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雅”在儒道互补的多元动态系统的赋予下成为了士人阶层独特的审美文化符号,反之即为“俗”。 由士阶层分化而来的“文人”,深受儒道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尚“雅”便构成了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审美文化及精神的传扬,作为晚明文人士大夫的文震亨承继了尚“雅”的人文情怀,这正如其在《长物志》中所言:“至于萧疎雅洁,又本性生,非强作解事者所得轻议矣。” [2](37)

虽然文震亨存有“兼济天下”之抱负,但因其所生活的晚明正值政局混乱、动荡不堪时期,而他又不愿与当时的“柄国者”同流合污,于是,其政治抱负终难实现。政治上的不得志,致使文震亨不得不将其人生的关注点“由纯粹精神层面不断回落到世俗生活层面”,[3](327)以在市井生活中寻求心理上的“闲适”。

作为失意的文人士大夫,文震亨自觉地、执著地将自己的人格与精神追求即人文精神,物化到其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中,甚至细致入微到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之中。而尚“雅”卑“俗”作为文震亨人文精神的一个核心层面,毋庸置疑地会融入、渗透到其对器物的品评与鉴赏之中。因而,器物著上了文震亨人文精神之色彩,成为了其审美理想的载体之一。

(二)社会风尚的理性批判

如果说人文精神的物化是形成文震亨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的一个内因,那么,将这种审美观付之于笔端并行之成“编”的外因则是文震亨对其所生活的特定时代之社会风尚的理性批判。

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经过前期长时间的积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市井之间也日趋繁华,这促使了该地区市井平民阶层的急剧壮大,空前兴盛,并“形成了一个具有群体联系与自觉要求的社会利益集团,开始侵蚀、改变着既往中古封建社会的结构、面貌”。 [4](68)诚如袁宏道在《新安江行记》(《袁宏道集笺校》卷三)所载:“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作为市井平民阶层之重要组成部分且拥有着众多财富和较强消费能力的商贾,在醉饱之余,也好附庸风雅,收藏“寒不可衣,饥不可食”的古玩、图书、字画,研习诗文,以求提升其社会地位。然而,由于缺乏高雅脱俗的人格及深厚的文化修养,这些好附风雅的商贾“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 [2](10)

面对以上的社会风尚,文震亨“慨然实深”,以理性的眼光予以了辛辣的批判:“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岁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奢言陈设”, [2](246)并欲以自己对器物尚“雅”卑“俗”的审美观念或态度来纠正和引导市民阶层不良的审美价值取向。而这也正是文震亨撰写《长物志》的重要原因,因为他在答时人沈春泽之问时就说:“吾正惧吴人心手日变……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提防之。” [2](11)

“雅”卑“俗”审美观是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坚守始终的理念,它不仅仅体现在文震亨对器物的品鉴上,还体现在文震亨对园林设计、居室陈设等的论述上。虽然它的形成是文震亨人文精神的物化和其对所处特定时代之社会风尚的理性批判共同使然,但它似乎也蕴藏着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晚明文人因日益兴盛起来的市井平民阶层文化对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剧烈冲击所产生的危机意识和焦虑感,因为他们需要强化自己的文化品位——“雅”来彰显自己作为文化精英的“文人”这一与众不同的身份。

 

 

参考文献:

[1]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明)文震亨原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3] 黄果泉.雅俗之间——李渔的文化人格与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 赵士林.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J].哲学研究,1992(2).

 

 

Having a Restricted View on Aesthetic Perception of Advocating Yaand Demeaning Suabout Implements in Zhang Wu Zhi

 

XIE Yunxia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

 

Abstract: Aesthetic perception of advocating “Ya” and demeaning “Su” runs through Zhang Wu Zhi and becomes Wen zhenheng’s core standard of appreciating everything especially implements. This Aesthetic perception about implement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appreciations of three aspects such as implements’ material, structure and technical ornamentation. Wen zhenheng’s materializ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his rational criticism to the social climate of special time which he lived joint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his aesthetic perception of advocating “Ya” and demeaning “Su” about implements.

Key words: Zhang Wu Zhi;Advocating “Ya” and Demeaning “Su”;Implements; Humanist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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