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美学对现实的思考——国外审美人类学前沿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有意识地朝跨学科方向迈进的新兴学科逐步形成并有了一定发展。研究者借助人类学研究方法，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艺术、美学、非西方族群的审美偏好等问题，一系列关于人类学与美学这两门学科交叉研究的前沿论题也由此引出。
探寻审美和艺术产生的物质基础
托尼·弗洛里斯(Toni Flores)在《美学人类学》一文中指出，“各种审美和艺术现象都有其物质基础。每一种艺术都以形构的方式将它的各种成分相结合，存在于文化既定的‘语法’之中”。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倾向于思辨的、逻辑的、形而上的思考，在关于“美”和“艺术”等经典的美学范畴的建构和阐释中形成了一些学说与思潮。然而，为什么美学在努力探究各种概念和范畴的可能性过程中，对于自身物质基础的追问却难觅踪迹呢？贾克·玛奎(Jacques Maquet)通过批判柏拉图的理想世界和浪漫主义精神这两种审美模式，揭示了这一追问缺席的事实。他指出，这两种观念都假定了艺术的先验特征，将艺术和美从它们生长的土壤中抽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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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和艺术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或实体，它们是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并发生作用的——这是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念。贾克·玛奎强调，是日常生活而非形而上的观念在建构审美和艺术，无论观念多么精致、缜密，它都无法成为审美和艺术产生的物质基础。因此，唯有深入探讨建构审美和艺术的深层物质基础，才可能对审美和艺术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具体语境中考察美和艺术的观念
审美人类学研究逐渐发现，美与艺术的观念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研究者认为，对美与艺术观念的研究是理解审美和艺术现象复杂性的必经阶段。
在西方传统美学中，“美的”往往成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根本规定，然而，对此规定的认同却局限了美学研究，造成了研究困境。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在研究非洲文化时，引入“反美感的”(anti-aesthetic)这一术语，对有意制造的丑陋艺术(intentional ugliness)给予了特别关注。他认为，美学研究也要为丑陋艺术、喜剧、悲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留有空间。
不仅如此，关于美的指称词汇的多样性及其意义的在场性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考德威尔(Cordwell)指出，审美价值与宗教、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紧密相关，关于“什么是美”的词汇，可能主要指诸如财富或声望价值，宗教或政治象征体系等属性。在非西方社会，尤其对没有本族文字的民族而言，尽管未必存在被称为“美”的高级抽象的观念，但审美和艺术却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与他们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文化、生活常识、生产技术、宗教观念、教育、道德等知识融为一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传授和强化这些知识系统的主要媒介与力量。
因此，贾克·玛奎再次强调，在关于审美现象的研究方面，“相信能采取一种超越具体文化的立场和观点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凯瑟琳·巴洛(Kathleen Barlow)也指出，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强调艺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这已经超越了西方社会关于艺术必然是好的、真实的、漂亮的等诸如此类陈腐的预设。于此，对美和艺术的观念的语境式考察和阐释，有可能为审美人类学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批判视角和理论成长空间。
重新解读非西方社会中的审美和艺术价值
在西方传统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非西方社会，尤其是那些没有本族文字的民族的审美能力及其创造的艺术作品，长期以来处于被忽略或扭曲的境地，而在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则得到了恰当的呈现。
范·丹姆(Wilfried? Van Damme)在《语境中的美》一书中指出，“从原则上讲，我们不应该将‘非西方社会中的人没有用言语表达他们的审美观念’与‘他们不能够用言语表述他们的审美观念’相混淆……至于为什么人们完全有能力用言语表述他们的审美观却不愿意这样做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在公众场合或者是有西方研究者在场的情况下”。
西方中心主义及其美学话语逻辑遭到了质询。在关于非西方社会的审美和艺术的探讨中，学者们开始关注那些无法或不必用言辞表达的审美观念，对审美和艺术的物质基础及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这尤其体现为对非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怪诞”或“丑陋”艺术的重新理解。例如，西方审美取向贬低了非洲人形塑像的艺术价值，非洲雕像因其造型的怪诞而被贬为仅具装饰功能，甚至被视为魔鬼形象的载体。事实上，非洲雕像的怪诞是非洲民族对如何与神灵产生联系的希望与想象在艺术作品上曲折的形式反映，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正在获得当代艺术家的肯定。毕加索、马蒂斯等著名艺术家肯定了非洲雕刻中大胆的艺术创造；艺术史学者维尔纳·哈夫特曼(Werner Haftmann)认为非洲雕刻师们唤醒了为表现而变形的权利；桥派画家发现了非洲面具和雕像所蕴涵的那种从临摹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自由……
探究美如何作为一种被建构的存在
吉米·库特(Jeremy Coote)和安东尼·谢尔顿(Anthony Shelton)在其合编的《人类学，艺术和美学》一书的导言中指出，“审美人类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考察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人如何‘看’世界” 。“看”由此成为关于“什么是美”以及“如何审美”的视觉隐喻。在审美人类学视野中，美不是一种孤立的、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作为一种被建构的存在，一种微妙刻写现实生活关系的方式。
探究美如何作为一种被建构的存在，是审美人类学纵深发展的主要路径。这种探究包含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关于“美是一种被建构的存在”的探讨，另一个维度是关于“美如何被建构”的探讨。
在审美人类学研究中，关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通过对艺术圈、网络、框架的角色，审美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美感所在等问题的思考与阐释得到了拓展。以“美是如何被描述、被展示的方式”为研究对象，而非考察“美应当如此的方式”，这些方式都深深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仪式活动之中，美也由此被建构。
跳出框架论艺 回归美学空间
对审美和艺术的确认与评价而言，艺术圈、网络、框架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制度性因素，以“包含”和“排斥”逻辑为潜在的神圣化原则，通过区分与划界并授予这种边界以合法性地位而显现其作用，审美和艺术于此被历史地生产与再生产出来。
贾克·玛奎引出了我们关于艺术的一种常识。他指出，如果我们问某人在哪里可以发现艺术品，我们将被直接带到美术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在博物馆中陈列或在艺术画廊中交易的作品被确认为艺术品。他在指出这是日常生活现实中的一部分之后，继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艺术品在某种特定的门类中被分开并被区别看待？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尝试中，他以马塞尔·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喷泉”和毕加索的装置艺术“公牛头”为例指出，正是框架(framework)创造了艺术对象。如果某物在一种艺术框架中被展示，那么它就真正地成为艺术对象。框架清楚地界定美感物品和其视觉环境间的界限，暗示“框内物”与“框外物”的差别。因而，对艺术的认知，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切入，从日常空间移动到美学空间中去。
权力与艺术的隐晦关联
在对审美和艺术的生产、交换、传播和消费等具有重要建构作用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中，政治及其蕴藉的权力渐渐成为审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审美人类学研究强调，审美和艺术不仅是表达个人情感体验和想象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甚至是各种社会因素和力量交互作用与争夺的场域。
托尼·弗洛里斯指出，我们已经倾向于在研究审美形式时，忽视它们存在于权力链的语境中，并忘记了自己在特定的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中也占有一定的空间。目前，这种状态正在得到改变，人们开始对艺术与政治的联系产生兴趣。人类学开始研究审美与权力之间复杂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晦暗难解的联系。关于此类研究，他提出了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弱势群体为何接受、如何接受并再生产出强势群体的意识形态，从而由内部强化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以及审美快感与创造性是如何融入这样的体制中的。
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也指出，通过艺术媒介使政治性言论起特定作用已不再是新奇的事。从历史上看，艺术有一种特意诱使人们理解和转变社会秩序的意图。并且，他认为这种“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造成的后果是很难评估的。
诸如此类的研究和见解都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及其蕴藉的权力，以其隐秘的运作机制，渗透于制约着审美活动生产者、接受者的观念、行为模式的社会分类框架之中，并由此使审美和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形态，成为社会关系的微妙刻写方式。
权力建构出“美感所在”
“美感所在”(aesthetic locus)即审美感知和关注的聚集，作为美的建构之历史形态的某种显在表征，它是时代权力建构的一种特殊产物。
贾克·玛奎指出，那些能够获得“美感所在事物”(aesthetic locus object)的人，或是富有的个人，或是那些控制着集体资源的人，这种情况引致了三个后果：首先，与同一社会中的其他商品相比，美感所在事物往往是“贵重的”，要求其制作者具有非常高的天赋和才能，并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其次，美感所在事物必须获得赞助人的认可，应当直接或间接地考虑赞助人的品味和偏好；最后，因为美感所在事物仅被高层的少数群体所拥有或独占，也主要为这些人所欣赏，因此它们成为精英阶层的标志并被他们所购买。
他分析了几种重要的美感所在及其产生的原因。13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仪式是社会的美感所在，社会对美感的认知汇集到与仪式有关的客体上，如大教堂建筑、教堂家具、礼拜仪式的服饰、雕像和绘画。这是13世纪欧洲基督教教会的显要人士，如教宗、罗马教廷、主要辖区的主教，著名修道院院长等少数特权人士利用其职权使然。16世纪的日本，茶道是美感所在，包括庭园造景、茶室及其室内装饰、陶器与漆器用具、织品图案和合宜的礼服衣料。这是因为日本的禅宗寺院首先发展出茶道，后来被贵族广为接纳，许多特色皆以其为中心扩展开来，并共同构成当时日本文化的一项美感所在。这是日本特权阶级影响美感创作的结果。
在此，美感所在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以新的方式重新被纳入美学研究的视野中，突出了对美感所在的复杂形成机制及其蕴藉的权力关系加以研究的重要性。
审美人类学研究将对审美和艺术进行考察的重点聚集在特定的审美感知和活动得以形成与再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之中，因而，作为对所有缺乏历史自觉的理论和幻觉的批判，它将激活美学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批判，并作为寻找新出路的一种有力尝试。
(作者：向丽单位：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