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态的文化遗产”需要“活态”地传承
这几年由于一直在做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课题，我读的书都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如人类学考察报告，其他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保护条例等。通过实地考察和读书，我发现，文化遗产正在成为一种资源。在国外，遗产既是保护对象，也是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中国人有保护，有开发利用，但往往将它们与文化创新割裂开来，这是一个问题。
我最近读的是《文化财保护法的务实》(东京：柏书房1979年版)和1992年修订的英文版《欧洲考古遗产保护公约》（又称《马耳他公约》）。通过阅读，我发现，西方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最初都是从物质文化开始的，到后来在欧洲引发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而在日本和韩国这些非西方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北美等非主流国家，开始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是弱势国家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呼唤——他们一方面向发达国家学习新思想和新技术，另一方面，人们又开始寻求文化的多样性，寻找过去失去的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观念和意识形态，这是它与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如何保护这种观念和意识形态？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种流动的思想和观念，是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它的定位），因此也要活态地传承。既然是活态、流动的，那它就还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还要继续传承下去，这就意味着它的保护方法和文物的保护方法不同。当前，国家提倡文化自主创新，提倡新农村建设，也在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果我们将这三方面割裂开来，就很难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因为，即使我们保护得再好，它也不过是一个失去生命的标本而已。
费孝通先生晚年一直在探讨什么是文化的种子、何谓文化的健康基因、健康基因和种子如何存在等问题。一颗种子不管多强壮，如果我们不给它养分，就会失去生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同时要关注文化创新。费先生所讲的文化的种子，实际上就是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东西。无论是学者做研究，还是政府规划政策，都不能忽略民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需要人去传承，只有人民才能去创造，延续，继承，使其发扬光大。所以，做好文化保护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关注民众自身的创造力。为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这么热？就是因为民众参与了创造。如北京的铜锣鼓巷、上海的田子坊，传统文化都保护得非常好。这次去看世博会，我感触很深——在中国馆的设计上，非常现代但又含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二者融合得非常自然。对于我们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来说，除了读纸本的书之外，还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接触这些民众创造性地继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新文化往往是在原有的文化中建构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是创造新文化的重要基础。而从很多人类学家最新的考察报告里，我也看到，现在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已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建构新文化、新政治、新经济的重要资源。
当然，任何问题都有其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我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是资源和创新的对象，但另外一方面，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商业化得很厉害，很多地方无序开发，我们现在到任何旅游点就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没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学术界这些年作出了很大贡献，如让老百姓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做，我们还需要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