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援：永恒的飞矢——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抒怀

永恒的飞矢

——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抒怀

任大援

苏南的太湖，从它的西岸到东南岸，划出了一个完美的曲线，就在这条曲线的东南角，有一个名叫“开弦弓”的村庄。从卫星图上看，村南的一条河，恰似一张弓，而村北的一条河，恰如一支箭，开弦弓村由此得名。不知是古代哪个聪明的书生，想出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开弦弓村是中国极少（甚至是唯一）有一个“学名”的村庄。它的学名叫“江村”。江村的学名，是70多年前一个叫费孝通的人给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同享誉世界。江村这张开弦弓，射出了费老这支乘风箭。

西方古代哲学家有过一个命题： “飞矢不动”。意思是说飞行速度非常快的箭也可以说是不动的，中国古代也有“飞鸟之影未尝动也”的类似说法。“飞矢”却为什么能“不动”？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感知到“飞矢”之不动？那就是：你要和“飞矢”飞的一样快。

费老这支乘风箭，也像一支不动的飞矢，只有当我们接近他的精神世界，才能体会到他生命中的永恒。

乘风

费老的一生，和20世纪相伴随。这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社会变迁，或者说是“现代化”的进程。一次是30年代，一次是改革开放。费老以“一介书生”，不仅积极介入到这两次社会变迁中来，而且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老是一支“乘风箭”。

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把这种变化记录下来，是社会学研究者的重大任务，费老当时出于爱国的热情，由学习医学改为学习社会学，正是把握了时代的机遇。后来费老说：“在我当年描述的开弦弓村出现的中国农村中现代工业生产的苗头时，我就表达过一个基本的信念：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句话写在《江村经济》的前言当中。60多年来，这个信念一以贯之，至今未变。”[1] 如果追溯一下根源，我们就会发现，费老的这一思想和吴文藻先生的影响相关，更与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有关。20世纪30年代，马林诺斯基十分鼓励中国学者研究现实社会的变迁，他对于在吴文藻先生启发下包括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在内的一批研究成果，例如杨庆堃《山东邹平的贸易系统》，徐雍舜《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林耀华《福州的族村》，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山西的土地制度》，黄石《河北农民的风俗》，郑安伦《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等等，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社会学界已经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的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2] 费老后来总结马林诺斯基的这一看法时说：“马氏所支持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改革服务’。这个方针可以说一直贯彻在我一生的学术工作之中没有动摇过。”[3] 费老的这个表白在他的一生实践中充分表现出来。他认定了这条道路，始终乘这个风，让自己的理想，在“乡土中国”上开花结果。

费老的研究，从来不是经院式、学究式的，而是紧密结合现实，紧密地为社会改革服务。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费老又乘上了改革开放的东风。这一次，同3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了。费老做的一件扎扎实实、也是老老实实的事，就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从1981年开始，费老用了10多年的时间进行调研。这就是“区域发展调查”。1984年以后，费老的调查向全国展开，他写道：“我的研究跨出了江苏省界之后，分成两个方向扩大范围。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进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4]

费老的乘风而行，不仅完成了《小城镇四记》（1985）、《行行重行行》（1992）、《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2000）等一系列著作，而且提出了一些对于中国城乡的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概念。“发展模式”、“区域发展”，就是重要的两例。

费老在调研中发现，地区的差异并不是时间先后的问题，因而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费老的“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这个概念要求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引导人们进入不同模式的比较。“发展模式”的概念不仅解决了研究和推广上的全盘照搬的误区，而且有助于克服政策上的“一刀切”。在“发展模式”概念的基础上，在80年代后期费老又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概念。 费老提出“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方针。[5] 这十六个字中的“支”是指资金、技术的支持，“资”是指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区域发展”的概念不仅丰富了对中国城乡研究的内容，而且对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费老通过十余年的调查研究所获得的思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出格

《庄子》书中讲过鲲鹏借“海运”扶摇直上、由北溟徙南溟的故事。“海运”就是海动大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海内无与伦比，堪比海运，而费老就是乘风之人。乘时代之风的人，眼界必阔。费老就是如此，他的研究不受专业的束缚。费老是一个“出格”的人。

费老说过这样的话，“从小，老师就说我这个孩子不肯按格子写字，不懂得循规蹈矩，总是出格，这大概是我的本性。前几年一次人类学的国际讨论会上，很多朋友都同意我自称为‘学术领域里的一匹野马’，因为学科的传统界限从来限制不了我的研究领域。各种名位与头衔也成不了我的辔头”^[6]

费老的思想，有哪些出格？从总的方面来说，他的思想超越了社会学和人类学，是将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贯通起来。费老非常赞赏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他甚至认为人类学、社会学的目标，就应该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就使他的思想境界上升到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

从具体的方面说，费老注意对中国社会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基础的研究，例如，他在1947年提出了解释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概念和理论；1988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总特征提供了有力的论证，而“多元一体”实际上是费老酝酿多年的概念。这些概念和命题，都超出人类学、社会学一般命题的范畴，是重大的哲学命题和历史命题。

费老的出格，表现在他思想的超前性。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提出的由“生态格局”到“心态秩序”的重要命题。

费老对自己的研究，曾使用“人文生态”这个概念，也就是研究人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问题，人和人共同生存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费老想更深更远。他从我国前辈社会学研究者潘光旦那里得到启发，十分赞赏中国古代儒家在《中庸》中阐发的“位育论”，即《中庸》中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费老进一步加以解释说：“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在全球性的大社会中要使人人能安其所、遂其生，就不仅是个共存的秩序而且也是个共荣的秩序。也就是说不仅是个生态秩序而且是个心态秩序。”^[7] “心态秩序”是费老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发端于1990年前后。费老曾这样说过这段思想经历：“国外的朋友在东京为庆祝我80岁生日而召开的讨论会上，我说当前人们已经迫切需要共同认可和理解的价值体系，才能继续共同生存下去。并且预言21世纪由于这地球上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工具的迅速改进，互相反应的频率越来越高，集体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原有的可以互不相干的秩序，已经过时。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生态格局，而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都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8] 也就是说，这个思想产生于他将近完成十年功夫的小城镇研究前后，这是他对小城镇研究的一个思想升华，后来就演化为“文化自觉”的思想。

费老“出格”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对名利的鄙弃。改革开放以后，费老已经身居高位，但如他上面所言：“各种名位与头衔也成不了我的辔头”。他每次出行，都是以普通学者的身份出现在百姓面前。

执着

费老在80岁到来的时候，写过一篇散文《八十自语》，在文中，他自己设问自己回答：“尔志何在”？“志在富民”。

这是费老一生的志向，也是他一生执着的追求。执着，是费老一生不变的特色。

1980年，当费孝通先生被“平反”恢复工作时，他曾诙谐地说过，“我袋里只有10块钱了，不该随意零零星星地买些花生米吃，而应该集中起来买一件我心爱的东西才是。”[9]当时费老已经70岁，这里的10块钱，就是寓意还有10年的工作时间。后来费老又工作了23年，在这生命的最后20多年，费老一生的“执着”特色，愈显突出，真正实践了他自己所说的“立志富民，皓首不移。”

费老一生28次访问开弦弓村，其中多数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此外，他11次考察甘肃，三访赤峰，四访民权，五访沧州，七访定西，八访张家港，.…..。晚年一直跟随他的秘书曾经说过，除了农民人均收入这个数字之外，他很少谈及其他的“统计数据”，不论是“权威机构”的，还是“学术机构的抽样调查”，他关注的是从实际调查之中得到的事实。这一点，也说明了费老的“执着”。

费老在2003年12月28日住进医院，这是他生命倒记时的不到一年半。就在2003年，他仍以无比坚韧和执着的精神在工作：

3月，他在参加“费孝通教育基金”成立大会后，即赴吴江和南京考察城镇化建设；

之后，他给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部分同学讲了6次（每次2小时）课；

7月，访问大庆；

8月，赴太原参加“晋阳文化与民族精神”学术会议；

8月底，第七次访问甘肃定西；

9月，赴广州、东莞、深圳；

12月，在京参加“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

这是一位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93岁高龄的人所作的工作。如果没有对理想信念的执着，恐怕任何人也难以支撑。

费老的执着来源于对家乡的爱，对人民的爱。费老说过，“初访江村是我一生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里程界标。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生命的营养，受用了一生。”^[10] 他晚年写过这样一首诗：“万水千山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难尽笔下胸中意，愧忆南园读书声。”^[11]南园是费老少年玩耍和读书的地方，家乡的养育，他一生不忘；觉得不论用多大的努力，都难以报答。

费老的执着，也来源于他自己对生命理念的追求，他说过，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是因为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种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有几个人能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墨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这是他评价梁漱溟先生的话，实际上，也正是他自己内心的独白。

费老相信精神的不朽。他说：只要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流逝。

20世纪是一个变化的世纪，费老是20世纪两次“现代化”的推动者。他恰当地利用了时代赋予他的机遇，同时他又具有思想家那种不拘一格的广阔视野，在这两个前提下，他执着追求、不屈不挠。在他诞辰100年的时候，我们怀念他。仰望苍穹，我们要说：开弦弓发出的这支飞矢，在我们心中已经化作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