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认为，中国文化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钱先生列举了一些看似中国特有，但是中外相同的问题，比如道家历史悠久，未受过西洋任何影响。钱先生没有明说，但他的意思很清楚，道家讨论的既是形而上学，就不是中国所独有的问题，因为中西讨论的问题对象相同；即使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的原则。譬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两者遵守着声音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
为了找到中国文化独有的东西，我们要从分析汉语入手。汉语是一种诉诸形状的智慧，这个形状，很像是智慧的靠山，精神的归宿。这可能是中国所独有的精神传统。这些或近或远、或大或小，总之是贴近形状的因素，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心理习惯、一种精神风俗。①那里有我们的真情实感，有我们的血肉和生命：八卦有形、太极有形、汉字有形、书法有形，诗画同源亦有形——就连文章，亦为生命之形（说文章有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等）。汉字、书法、水墨山水画等等，他们都是形状。奇妙的是，虽然都是形状，却可以日趋抽象化，抽空内容，只见形式。比如，对汉字而言，可以把汉字书法称作“形状中的形状”。其实文章也是这样，我们有时说某篇文章“食言而肥”，某篇文章“有风骨”，是以形状来描述文章所特有的风格，与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换句话说，这些语言被用来评论组成文章的词语本身，与文章所描写的外在事物，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评论文章的尺度，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国粹。有趣的是，就像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手法（主要是隐喻）中国古已有之一样（“兴”），受二十世纪初索绪尔语言学影响而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学术文化界大行其道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也是一种语言上的“形式主义”（当然，这只是近似的说法）理论，因为结构主义主张词语（或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词语就像是编织文章的元素，有不同的纹理，纺织出不同的色彩。当然，结构主义语言学并没有提出语言的形状问题，只提出音位学的问题，因为它讨论的不是汉字，而是拼音文字。相对而言，声音是抽象的，形状是具体的。
钱锺书先生说，刘勰的思想很有代表性：中国传统上所谓的“文章”，指的就是风格（style），而“文章”与“文字”在使用上往往并无分别，指的就是文采、修辞。而所谓概念思想内容之类，是粘在“词采”外表上面的②。没有词语这张皮，当然就没有思想。这里我们算是见识了中国式的“精神分析”到底细腻到怎样的程度——钱锺书先生这样解析刘勰的分析：“我们悟到我们所谓文章血脉或文章皮骨，跟西洋人所谓‘文章乃思想之血’或‘文章乃思想之皮肉’，全不相同。譬如我们说‘学杜得其皮’，我们并非说杜甫诗的风格只是皮毛，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怀抱才是骨髓；我们是说杜甫诗的风格本身就分皮毛和骨髓，李空同学杜仅得其皮，陈后山学杜便得其髓。西洋人在皮毛或肉体的文章风格以外，更立骨髓或精神的文章思想为标准。”③（这也充分显示了西洋人的文章观与哲学观的一致性：思想即立场，是比形式上的修辞更重要的东西——当西洋人说“spirit”，意思是精神或思想，但是当中国传统文论中讨论“精神”时，就像说“神魄”、“神采奕奕”一样，指的却是形式方面）这里面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西洋人的文论固守着他们的哲学：文章或词语是形式（用结构主义的语言，也就是“能指”），所表达的思想观念，是内容（即“所指”）。但是，在中国独有的文论传统中，是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的，即没有形式与内容对立之说（或没有结构主义语言学所谓“能指”与“所指”的对立），而中国精神的微妙竟然区分出“形式之中的形式”（诗的风格本身就分皮毛和骨髓）——这作为骨髓而非皮毛的形式，构成了文章的骨架！骨髓没有了，文章本身也就没有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所谓“骨髓”甚至也就是文章“内容”本身，并非在“骨髓”之外能硬贴上其他的思想内容！这种中国式的微妙精神，是一种“横向的逻辑精神”（在这里就是遣词造句本身），而不是以一味追求真与假对立为标本的形式逻辑精神（或“逻各斯”精神、哲学精神）。
诉诸于修辞或修饰，逃避真假问题，也就是不算计、不较真、不实证、不实用、不功利、不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哪种文体的国文，在传统上都属于美文的范畴之内，不可以用西洋的哲学与科学著作的标准，去为难中国式的美文（至于自尼采至德里达以来、自非欧几何和黎曼空间到量子力学到霍金的新时间观念以来，西方人从自己文化内部“解构”他们自身传统的哲学与科学观念，在二十世纪末形成滚滚洪流，则提醒我们的美文和书写这些美文的象形文字：所谓“立场”、“标准”、“真理”问题，从来就是悬而未决的）——我就是我自身的骨架，当我试图描述自己时，我的描述肯定是错的，因为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换句话说，只有真正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才有可能出现对“我”的正确描述。但是，我不可能是我自己的旁观者，就像我看不看自己的眼睛一样——这番道理，可以说是上述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道可道，非常道”——由寡言到不言，从言不尽意到形不尽意，到去言去形。去言去形，又可得到“意”，岂非怪哉？其实这个“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达出来的是怎样的“言”呢？是用语言说语言的“言”，即上述的“ 骨髓” 之类， 是在不能说的情况下“ 硬说”。这番道理，也是从尼采到德里达的西洋哲学“原理”——即批评西方历史上喋喋不休叙说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实际上是乌托邦，即并没说出来一个真实的东西，或说出来的，是一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东西。而我们的老庄早就告诉人们，别说！可是这些西方人不听，硬说！
钱锺书先生像
中国精神与西洋精神之大不同，由此可见一斑——追溯传统，他们与我们简直生活在层次不同的两个精神世界：“他们只注意到文章有体貌骨肉，不知道文章还有神韵气魄。他们所谓人不过是睡着或晕倒的人，不是有表情，有动作的活人；鉴赏家会告诉我们，活人的美跟塑像的美有一大分别，塑像只有姿，没有态，只有面首，欠缺活动变化的表情；活人的表情好比生命的沸水上面的花泡，而塑像的表情便仿佛水冻成冰，又板又冷。”④这番话，当然不能理解为中国精神战胜了西洋精神，而在于我们不要牺牲了自己的特点，不要“西施效颦”。在传统上，中国文即使在“叙事”时也很像是在“状形”，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在西方，即使是在写小说，也像是在用时间演进情节的方式渲染某种观念。如果我们解除以寻找意义的方式欣赏中国文这种“五四”以来才形成的“习惯阅读方法”，就会发现中国文真正的美。就像《红楼梦》中不同人物说话，按照西方小说的理解标准，实在是太絮叨，但是，我们中国人知道那话里话外的“味儿”是什么。
形状语言不仅是“形式语言”，也是姿态语言，等于没有说话的语言，好像风骚女人的眉眼，是在上演哑剧。就历史传统而论，中国文一概都是讲究“表情”的，就像中国戏曲强调的是表演。相面相面，主要就是观察人的眸子姿态，中国文论的道理几乎如出一辙：“我们把论文当作看人，便无须像西洋人把文章割裂成内容外表。我们论人论文所谓气息凡俗，神清韵淡，都是从风度或风格上看出来。”⑤非常有趣的是，这样的议论，按照西洋人的标准，本来可以看作“形式主义的”或“不科学的”，但是，在我们的传统中，惟有这样才是有心灵生命的，鲜活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形式已经是内容。中国文论传统中没有形式与内容的区分，这两个词语的区分是多馀的。眼珠不动，就像死人；词无文采（雅文），就像死文（俗文）。
总之，说话或写字，就是像煞有介事似的，也就是“好像”或“类比”，也就是“象征”，也就是我所谓“横向的逻辑”。能否把这种“移情”性质的感悟称为“认识”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真实的情形，而哲学所谓“主观符合客观”的所谓知识论或反映论，或我所谓“垂直的逻辑”，却是一种虚假的认识现象。范畴或思考远不如心灵或心情距离我们更近、更真实。换句话说，要用心想，而不要用脑子去想，“想”就活了，就能打动人。范畴或概念是可以被消解掉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将瞬间的念头永恒化的结果，而事实上，人活在无数的瞬间，也就有无数的念头，而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之间，是相互矛盾或冲突的—这才是真正的人性，而非死板的、从思考而来的，关于人的定义。
由此可见，中国文论传统从来就没有像西洋人那样，把语言只当成表达观念的工具。言就是词语，其中就有一切。就像所谓“养浩然之气”，这“气”本身就是一切，而不可以再去追究这“气”表达了某种可以凝聚在一起的概念。钱锺书先生道：“章实斋《文史通义·文德篇》云：‘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词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犹有文之德也。’这是人化文评打通内容外表的好注脚。我们因此悟到中国古代谈艺者往往看上去讲内容，其实是注重外表，譬如载道问题。”⑥
文如其人，文章的通盘人化或生命化，反过来，人也可以活得像文，所谓文人气是也。中国历史上通常文人学术合二而一，学术家同时也是文人，为人和为文也是一致的——当然，这里主要说的是道家传统。比如人要活得有气质，有风骨。既然书体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像自然百态一样，风格不一，那么，人的品性和品行也是这样的。似乎有一种误解，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呐喊“救救孩子”，似乎加深了这样的误解，也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虚伪性——但是，满口的仁义道德，背地里的男盗女娼，几乎可以说是历代统治者将儒家经典教条化之后，压抑人性的极端表现，这是死的文化。我们应该寻找中国文化“活”的方面。令人称奇的是，活的文化却出现在以“出世”著名的道家传统中。活的方面，就是文化的生命和骨髓——也就是生命中的各种天真因素。单纯的学术只是僵死的概念，抽象的逻辑演绎，中国传统的文章一向讲究文人气，只有这种浸透着心情的文字，才能赋予学术以生命。学术的天真与心情的天真，与为人的天真，是融为一体的。学术上可以得出结论说，真和假之间的界限可以消解——但这并非提倡在道德上作假，恰恰相反，真假的消解导致一种更为自由的真，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真。人们误以为学术应该以概念说话，而忘记了概念本身就是词语。词语浸透着书写者的热情，也就是说，学术只是表面上在用概念论证，实际是用词语表达——而只要是语言，即使是最乏味枯燥的学术教条语言，都可以被敏感的阅读者读出某种“气味”。惟有这种不显形的味道，才会暴露出文章和写文章背后的人“天真”的方面。就此而言，我甚至把“死人们”书写官样的套话，书写那些就连自己也不相信的文字的情形，称为“天真”，因为我们总可以读出那背后的意图，而不会相信词语字面上的所指。换句话说，说了什么吗？什么也没有说！真的什么也没有说吗？让我们琢磨一下，好像又说了些什么。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是什么”的问题只是对西方逻各斯的精神传统而言，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精神乌托邦——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或者只是以精神寄托的方式存在的道德和知识的本体论。
注释：
①可以参见拙文《远与近：侈移中国精神风俗》，刊载在《世界哲学》杂志，2007年第1期。
②③《钱锺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01页。版本下同。
④《钱锺书散文》，第402页。
⑤《钱锺书散文》，第402页。
⑥《钱锺书散文》，第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