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小传】阮仪三，1934年11月出生于苏州。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被誉为“都市文脉的守护者 ”、“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
【核心提示】一个城市失去了个性就失去了魅力，城市的个性并非是由钢筋混凝土构建的，而是由历史、文化合成的。然而，纵观当今祖国大地，城市中泛滥的浅薄、粗俗、烦躁和功利，使得众多的城市失去了记忆。每一幢年代久远的建筑，都是一件记忆历史的遗存，它们见证了尘世沧桑，历史和民族的沉淀使之产生引力，发散魅力。
历史古城，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现代城市一步步地吞噬着历史城市的传统风貌，一些极富地方特色的街巷、宅院、居住群落,渐渐地被“呆板方盒式”的建筑、兵营式的“居住小区”所替代，到处林立的高楼广场，千篇一律的花坛、草坪取代了原来充满生活气息的历史街区和地段。一个城市失去了个性就失去了魅力，城市的个性并非是由钢筋混凝土构建的，而是由历史、文化合成的。然而，纵观当今祖国大地，城市中泛滥的浅薄、粗俗、烦躁和功利，使得众多的城市失去了记忆。
著名城市规划师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每一幢年代久远的建筑，都是一件记忆历史的遗存，它们见证了尘世沧桑，历史和民族的沉淀使之产生引力，发散魅力。然而越来越多的旧街老巷，还有散发着传统气息的老房子，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改造而迅速灰飞匿迹，在高楼林立、日趋格式化的都市里，它们消失的身影让人们心生怀念。
城市的发展是无可非议的，地球在转动，社会要进步，我们决不是要回到旧时代，然而我们失误的是“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拆除”，现在人们所谓的旧城改造就是拆掉旧房建新房，由于对那些珍贵的遗存，对历史城市、历史街区的价值缺乏认识，人们普遍缺乏必要的知识，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修养，于是在“大发展”的浪潮下，我们过去的那些遗存、那些历史的印记陡然消失了，而这种消失却永不再生。在后来的书店里出现了不少的老照片画册，用老照片来定格那一张张城市的老面孔，立此存照以慰后人，然而消逝的城市记忆无法复原，毫无生命的老照片只能让人们更加伤感。
冯骥才先生在《当代知识分子文化良心录》里写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巨变之后，从俄罗斯到东欧诸国都进入了经济开放和开发的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改天换地，没有推倒老屋和铲去古街，没有吵着喊着‘让城市亮起来’；相反，他们精心对待这些年久失修、几乎被忘却的历史遗存，一点点把它们从岁月的尘埃里整理出来。联想到前两年在柏林，我参观过一个专事修复原东德地区历史街区的组织，名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单是这名字就包含着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无上的虔敬。于是，从圣彼得堡到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卡洛维发利，都重新焕发了历史文化的光彩，并成为当今世界与巴黎、伦敦、威尼斯一样重要的文化名城……在从布拉格回到维也纳的路上，我暗自神伤，彷徨不已，因为我想到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古城正在迅速地变为新城！”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洲的城市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对于一些历史城镇是重建旧城，还是清除掉废墟造一座新城，两种不同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与争论。其中波兰华沙的古城重建，在欧洲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华沙的重建，还要从战前说起。当时希特勒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时，发出了疯狂的叫嚣说：多少天内消灭波兰，几个月内要席卷欧洲，一年内打到莫斯科。波兰人很气愤，但当时波兰统治者又很懦弱与无能。出于对祖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热爱，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们，集中力量把华沙古城的主要街区、重要建筑物都作了测绘记录。战争一爆发，他们把这些图纸资料全部藏到了安全的山洞里，房屋街道虽然毁了，但它的形象资料保存了下来。我们知道东欧六国是苏联红军协助解放的，苏联红军帮助这些国家重建了政权，这个苏联老大哥，当然充满了救世主和太上皇的气味，所以在重建华沙城市时，苏联人就拿出了城市规划设计方案，要建一个崭新的华沙。中心区是大广场市政府，还有苏军纪念碑，主体建筑物照搬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样子，高楼顶上一个尖塔，塔顶一颗光芒四射的红五角星。这种样子的房子，中国北京展览馆、上海展览馆以及武汉、广州都有一座。华沙市政府当然得按这个方案实施，但欧洲人崇尚自由民主，许多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前议论纷纷，华沙大学的师生们把战前画的老城市图纸拿出来展览，人们越聚越多，并逐渐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不要苏联人搞的那个新城方案，而要恢复华沙原有古城的风貌，最终迫使政府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在城市的主要地段，按原来古城格局和所有建筑样式进行建设。当恢复老华沙古城的消息传开后，当时流浪在国外的华沙人、波兰人一下子归来了30万。波兰政府顺应了人民的要求，组织他们投身于重建华沙的劳动中去，整个波兰国家掀起了高涨的爱国热潮，国家得到很快的复兴，人民的家园得到重建，这就是战后著名的“华沙速度”。华沙人为自己的古城能得到重建而自豪，华沙古城后来作为特例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世界遗产一般是拒绝接收经过重建的东西，但华沙人民自发地起来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为世界所有的古城做出了榜样，也确实对欧洲的古城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把历史古城看作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骄傲。被战争破坏的古城，大多得到很好的维修和恢复，如德国的波恩、慕尼黑，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等，都重新呈现出原来古朴典雅的风貌。这些国家把恢复历史建筑和保护古城，看作为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借此增强人民的自尊和自信，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凝聚力。
记录研究城市，将城市的记忆留下
华沙的重建，依赖的就是华沙大学做的老建筑、老城市的测绘图，这些就是城建档案资料。它既是恢复老城的科学技术依据，又是动员人民、教育人民的重要历史信物和宣传资料，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前几年台湾的连战、宋楚瑜都回到大陆，他们是来寻根的，但他们所到之处——祖坟、小学、旧居，哪处不是新砖新瓦？哪里还有祖居和故乡的遗迹？我们唱的民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即使外婆不在了，那条河仍在，那座桥仍在，就可以留住记忆。现在桥拆了，河填了，所有记忆的依存没有了，故乡情也就消失了。
我们着力地保护城市的历史遗存，付出了心血，也就带来了收益。像上海虹口区的提篮桥犹太人避难地，当时有激烈的争论，因为这里是上海新规划方案中北外滩所在，房地产热衷之地。2003年确定为保护区后，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组织60周年时，有一批当年避难在上海的犹太老人重返故地，他们老泪纵横，诉说着当年的情景和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从这里找到了自己生命中那段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好几家犹太籍财团希望投资于此保护与开发，那些原本要拆房的开发商们也改变了态度，这些犹太人的住房、犹太教堂、当年犹太人开的小店和咖啡馆，就是城市记忆的载体。
我国著名的苏州园林、扬州园林以及苏州、扬州的古民居得以很好的保护和修缮，苏州园林成为世界遗产，其中重要的贡献应该归功于陈从周教授以及其他专家的辛苦和卓识远见。陈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同济大学学生认真调查、测绘了这些园林和古民居，写了《苏州园林》、《扬州园林》、《苏州旧住宅》等著作，八十年代后的保护整修全靠这些珍贵的资料。
陈先生在给我八十年代出的《古城留迹》这本书的序言中就指出要非常重视资料的积累，而做这些事要“脑勤、手勤、脚勤，三勤应之。中国历史之久，幅员之大，近数十年来变革尤速，此三端余深见及焉。过眼沧桑，动人幽思，时有兴感，故余用心史迹记录，而仪三深解余意，以坚强之毅力，作艰苦之调查，笔之、图之、考之，存此数十古城之旧貌，有心之人，实学之士也。治史贵有史料，史料无之，则史论焉从，且城市之史其现状之图照记录，更应翔实……至于观一城之嬗变，古迹之流连，乡土之热爱，大有助于名教也。”陈先生把记录研究城市提高到爱城市、爱祖国和人民的高度来认识，这段话特别值得我们从事城市历史档案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的人员领会。
这几年来世界遗产的申报也热得很，表面上似乎是很重视要保护珍贵的遗产，但一涉及到具体的项目，具体的运作，就完全暴露出功利性的目的。申报遗产是手段，是口号，而实质是为了造名气，发展旅游，获取经济利益，而官员们则为了取得功绩，可以升官，因此保护口号往往只是幌子，而运作起来全有明确的目标。就拿著名的丽江古城来说，保护好了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旅游效益，但是却不去重点宣传教育：它留存了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是经过七级大地震而没有被摧毁的城镇，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传统木结构体系建筑，呵护了丽江古城，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独特的、优秀卓绝的创造；中国山西的应县木塔，天津的独乐寺观音阁都经历了多次地震仍巍然完好耸立。
保护这些遗产仅仅是作为旅游的景点吗？仅仅是卖点门票？保护历史遗产不只是为了赚钱，这中间保存有高超的科学技术，有人与自然和谐的真理，有高超的艺术创造。而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建筑系、结构系的学生们也不学木结构了，古代的斗拱、梁架也少有人去钻研了，全都热衷于外国杂志，崇拜外国建筑大师，为迎合市场需要而学习他们认为有用的，可以用来赚钱的知识。历史传统全被功利需求所淹没，我们今天如不留存这些实物和资料，我们的后代就全不知道了，而其中肯定有今天还不为人知的科学和技艺秘密。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与国际接轨
遗产是要保护，保护对城市发展有利，现在这个观念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对于城市，建筑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心里都知道是好东西了，因为保护了历史建筑后，它们的实际效果已经呈现。这样又出现了另外的负面效应，很多人只看到保护后它所得来的经济利益，这些遗产是发展旅游的资源，因而保护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赚钱，也就看重功利。他们往往急于求成，或者是杀鸡取蛋，或者是做表面文章，结果适得其反。这种例子太多了。如1986年北京的琉璃厂拆掉了原来明清留存下的老街，而新建了一条仿古文化街，它一建成全国各地引以为榜样，许多的古城都建了明清一条街，以为这就是保护了；还有更可笑的是江苏某地建了“ 汉街”，岂不知唐代以前中国城市中还没有出现商业街这种事物，到宋朝才从固定的商市发展出街市。
很多名城早年拆掉了城墙，最近又纷纷地重新修筑，这是背离了保护原则，就是造假。上海就曾经提出过要重新打造一个老上海，报纸上还大字标题地登载。有些人只看到旅游很旺，也受人们欢迎，要知道这是误导。对于伪劣商品大家都深恶痛绝，但造假古董、造洋古董却大行其道，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化观念很缺失，在这个问题认识上很畸形。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要与国际接轨，要遵守世界上共同遵守的原则，那就是要有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就是科学、合理与诚实，遗产保护是如此，我们做档案资料工作也同样的要科学、合理，忠实于事实，而不是受外界或个人因素影响而丧失原则，同时也要原真性，就是要认真、实事求是。
我曾经是八十年代初全国地方志编委会成员与专家顾问，后来我不同意那时风行的假大空，不记灾难、错误，只歌功颂德的做法，就不参加了，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很遗憾，这是一代文风问题。我现在写一点东西，如《护城记实》、《古城笔记》，真实地记述一些保护城市遗产的困难与历程，好坏都是事实，自有后人评说。 (本报记者陈晓春根据阮仪三2008年在上海城建档案馆讲座的讲稿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