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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研究 · 全文推送】李修建 | 2019年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热点述评

[日期:2020-03-05] 来源: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作者: [字体: ]

2019年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热点述评

李修建

摘  要:2019年,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涌现出大量成果。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当代艺术与人类学的融合,人类学界对当代艺术表现出高度关注,相关成果颇多;第二,田野个案方面,对原住民传统手工艺以及手工艺人的研究是一大热点,诸多著作涉及传统手工艺在族群认同中的重要作用;第三,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受到西方学界关注,有相关著作出版;第四,对于西方艺术人类学史的追踪研究是本年度的一个热点,有多项研究涉及这一问题。第五,时尚、感觉、记忆等话题仍是其跨学科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当代艺术;艺术民族志;时尚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2019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成果之一。

 

近年来,艺术人类学在西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每年都会出版大量的学术成果,2019年度亦是如此。艺术人类学是一个关涉多门学科的研究领域,本年度的研究同样体现出了这一学科特色。本文以西方学界出版的艺术人类学英文学术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年度热点话题做一次概览。

   

一、当代艺术与人类学的融合

 

传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主要关注所谓的“原始艺术”,即无文字的小型社会中的艺术。近些年来,人类学家对当代艺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有些人类学家不仅强调人类学与当代艺术之间的交流,提倡人类学家和艺术家之间的相通性,而且与艺术家展开合作,参与到艺术创作之中。本年度,至少有4部著作涉及这一主题。

《实践中的艺术和人类学:跨学科之旅》(Practicing Art and Anthropology: A Transdisciplinary Journey)。作者是瑞典人类学家安娜·莱恩(Anna Laine)。她有数十年艺术创作经验,这一学科背景使她对艺术和人类学的跨学科融合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即是她的重要成果。在书中,她运用自己与印度和英国的泰米尔人合作的丰富案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艺术和人类学之间的可能联系。这超越了传统的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的视野。

《艺术、人类学和争论的遗产:“遗迹”民族志》(Art, Anthropology, and Contested Heritage: Ethnographies of TRACES)。持续主编艺术人类学文集的挪威学者阿纳德·施耐德(Arnd Schneider),堪称西方艺术人类学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在方法论上,他是安娜·莱恩的同道,力主人类学家和艺术家之间的交融。今年,他又主编了该书。“遗迹”(TRACES)是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EUs Horizon 2020 program)支持的一个项目,涉及一些有争议的文化遗产,如关于殖民主义的艺术展览、死亡面具、大屠杀纪念馆、头骨收藏等,参与者来自艺术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本书中的个案研究,批判性地评定了艺术和美学方法以及创新性的日常实践如何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强化群体认同,意在提出一种新的方式传播有争议的文化遗产,并为重构欧洲人身份认同提供理论基础。

葡萄牙学者利吉娅·费罗(Lígia Ferro)和大卫·波韦达(David Poveda)主编的《当代世界中的艺术和民族志:从学习到社会参与》(Arts and ethnography in a contemporary world: From learning to social participation)。该书在方法论上亦与上面两部著作形成呼应。作者指出,艺术的学习、教育与社会参与成为民族志研究的一大主题,艺术家和艺术研究者也时常以民族志为创作或研究方法。艺术研究为跨学科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本书以民族志为主要方法论,结合与艺术创作相关的社会实践和话语研究,探讨欧洲和拉丁美洲艺术语境和艺术实践的多样性,加深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本书对方法论的讨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印度学者萨散卡·佩雷拉(Sasanka Perera)和德夫·纳特·帕塔克(Dev Nath Pathak)主编的《南亚的当代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史的交叉:解码视觉世界》(Intersections of Contemporary Art, Anthropology and Art History in South Asia: Decoding Visual Worlds)。本书作者平等地参与人类学和视觉艺术的案例研究,考察了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艺术品和艺术创作,强调了艺术实践的社会与政治复杂性。书中广泛涉及人类学、社会学、传记、记忆、艺术史和视觉艺术的当代实践等多个领域,展示了视觉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的方式可能具有的价值。本书既表明了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的必要性,同时又挑战了社会科学的“图像恐惧症”。

   

 

二、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国外传播

 

 

严格来说,中国艺术人类学兴起于最近十余年。在此之前,虽有一些成果,但缺乏体系,不成规模。近十余年来,随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以及系列活动的有效开展,汇聚起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出版了大量理论和田野研究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特色和研究风格。
相比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国艺术人类学有着鲜明的特点。早在80多年前,英国人类学界的领军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就对费孝通的中国乡村研究推崇备至,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与西方早期人类学惯常研究的“原始社会”大异其趣,而他的功能主义,能用于分析如此复杂的“文明社会”,让他感到异常欣喜。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既涉及文献资料丰富的民族民间艺术,亦包含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艺术,还有新兴的都市艺术;既涵盖西方艺术人类学主要研究的视觉艺术,还将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门类包罗在内。
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早在1981年就出版了代表作《艺术人类学》,近年来,他与中国艺术人类学界多有接触,多次参加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活动,并与中国学者共同开展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本年度,由他和中国学者罗易扉主编的《中国当代艺术人类学》(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es of the Arts in China)出版。本书收录方李莉、何明、洛秦、色音、杨民康、王杰、周星、项阳、王建民等学者的9篇代表作,内容涉及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音乐民族志、仪式舞蹈、汉服运动等。本书向西方学界展现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取向,很好地推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国际化。

 

 

三、艺术人类学史的追踪研究

 

 

在殖民时代,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殖民地官员等从当地带回大量“艺术品”,其相当多的一部分成了博物馆的收藏品。他们的活动同样极大地影响了当地人的艺术创作。早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就是基于这些藏品和作品展开的。本年度,至少有3部著作对早期艺术人类学史上的个案展开了追踪研究。

第一部是由埃琳娜·戈沃尔(Elena Govor)和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主编的《提基:马克萨斯艺术和克鲁斯滕探险队》(Tiki: Marquesan Art and the Krusenstern Expedition)。埃琳娜·戈沃尔出生于俄罗斯,现居澳大利亚,她主要研究俄罗斯和太平洋与澳大利亚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尼古拉斯·托马斯师从英国艺术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安东尼·福格,主要研究太平洋地区的跨文化交流与艺术史,对马克萨斯艺术有深入研究,目前担任剑桥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马克萨斯群岛是波利尼西亚东部的一个偏远群岛,横跨六个岛屿,有着世界上最具特色的艺术传统。尽管世界各大博物馆都展出马克萨斯艺术,人们却对它知之甚少,对这些艺术品的收藏史也基本上未经研究。本书记录并探讨了该群岛最广泛的早期收藏。1804年5月,首次俄罗斯环球航行的参与者克鲁斯滕探险队,在努库希瓦岛上度过了12天。受到詹姆斯·库克船长航海活动的启发,水手们向岛民收集了大量人工制品。虽然此后这些人工制品散布各处,本研究经过努力,已经确定了大约200件当时收集的文物,现在陈列于俄罗斯、爱沙尼亚、德国、瑞士和荷兰的博物馆中。本书中的系列文章将这些历史上的人工制品置于马克萨斯群岛的生活和环境之中,做了语境化的研究。

第二部是美国学者约翰·沃恩·门罗的《大都会恋物癖:非洲雕塑和法兰西帝国对原始艺术的发明》(Metropolitan Fetish: African Sculpture and the Imperial French Invention of Primitive Art)。法国人接受非洲艺术的历史很久远,从1880年到1940年,海外归来的法国殖民地官员、商人和士兵,从非洲带回大量木制面具和雕像,“原始艺术”这一美学范畴在此间得以出现。这些“原始艺术”就像一个命运多舛的旅人,四处流浪。它们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巴黎美术馆,从时尚杂志的封面,经过卢浮宫的大门,再到世界博览会和国际拍卖行,进入先锋派评论家和诗人的住所;有的最后再回到殖民地博物馆和学校。本书揭示了非洲物质文化在西方的复杂旅行轨迹,追溯了文化和帝国力量的相互作用。书中指出,通过建立复杂的商业、殖民和知识网络,重塑了非洲艺术的价值。


第三部是对德国人类学家朱立叶斯·利普斯(Julius Lips)于流亡期间写出的《野蛮人的反击》(The Savage Hits Back)(1937)这部名著的追踪研究。利普斯收集了大量殖民地人民所创作的欧洲人的图像,认为这些作品反映出对欧洲殖民者的反抗。利普斯在书中明确反对原始主义人类学和打捞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的美学和叙事,对“殖民地的凝视”和殖民权力是一大颠覆。美国学者海克·贝伦德(Heike Behrend)等人所著的《重访《〈野蛮人的反击〉:殖民遭遇中的艺术和异己性》(The Savage Hits Back Revisited: Art and Alterity in the Colonial Encounter),提供了一部利普斯的新传记,书中从战前民族学、艺术史和博物馆实践等角度,追踪了全球艺术中的反向凝视,探索了书写对称性的人类学和艺术史的可能性。
上述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史认知。

 

 

四、传统手工艺研究

 

 

百余年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非洲、北美原住民、大洋洲等区域的族群艺术。2019年的田野个案研究同样体现出这一传统。手工艺一直是西方艺术人类学关注的一个重心,本年度有多部著作涉及这一领域。

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受到众多人类学家的关注。其中最知名的研究成果,当属澳大利亚人类学家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的《澳大利亚土著艺术》(Aboriginal Art)、《祖先的联结:艺术和土著知识体系》(Ancestral Connections: Art and an Aboriginal System of Knowledge)(1992)等,以及美国人类学家弗雷德·迈尔斯(Fred R. Myers)的《绘制文化:制作土著高级艺术》(Painting Culture: The Making of an Aboriginal High Art)(2002)。此外还有众多相关论著。本年度,美国学者亨利·弗克里特(Henry Skerritt)主编了《内部世界:当代澳大利亚土著纪念柱》(The Inside World: Contemporary Aboriginal Australian Memorial Poles)一书。弗克里特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克鲁格-卢赫澳大利亚土著艺术收藏馆的馆长(Kluge-Ruhe Aboriginal Art Collection),出版有多部相关著作。本书关注的是当代澳大利亚土著艺术中最独特的一种形式,即在传统葬礼中使用的纪念柱。纪念柱由四叶桉树的树干制成,由白蚁将其自然掏空。当死者的骨骸被放置其中那一刻,便意味着死者的灵魂返归家园,他们离开了“外部”世界,进入并成为祖先掌控的“内部”世界的一部分。如今,这些纪念柱变成了艺术品,象征着土著艺术在全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该书精选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当代艺术家的纪念柱作品,并收录包括霍华德·墨菲在内的多位学者的相关论文。

美国学者阿德里安娜·格雷西·格林(Adriana Greci Green)和特里西娅·洛芙琳·布鲁姆(Tricia Laughlin Bloom)常年在博物馆担任策展人工作,二人合著的《北美土著艺术家》(Native Artists of North America),图文并茂地呈现了纽瓦克博物馆(Newark Museum)收藏的众多北美原住民部落的日用品、工艺品和艺术品。纽瓦克博物馆的负责人拒绝博物馆的艺术等级制度,强调艺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一切皆可成为艺术,艺术无处不在,艺术服务于每个人。书中的作品突出了美洲原住民坚强的生命力,以及知识和技能代代传承的韧性。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美洲原住民艺术家及其社区的历史和现状,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艺术传统、独特的创造力以及人文关怀。

美国学者迪安娜·蒂德韦尔·布劳顿(Deanna Tidwell Broughton)的《兽皮、木头、柳树: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摇篮》(Hide, Wood, and Willow: Cradles of the Great Plains Indians)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民族志。作者是一位土著学者,俄克拉荷马的切罗基族人,也是一位微型摇篮的雕塑家。作者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结合原住民口述史以及当地艺术家的访谈,对大平原地区32个部落所使用的婴儿摇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千百年来,北美土著民一直使用摇篮保护婴儿的安全。摇篮不仅是一种温暖、安全、便携的婴儿用具,也是他们观察世界并与外界互动的平台。每个部落的摇篮,都具有特殊的颜色、材料和装饰,被赋予神圣的意义。书中各章,提供了相关部落的背景、所用摇篮类型、出生习俗以及装饰符号传达出的信息。作者指出,尽管数十年来平原部落的政治和社会发生了动荡,但摇篮的意义依然存在。
英国人类学家阿兰娜·康特(Alanna Cant)的《美学的价值:全球文化经济中的瓦哈坎木雕家》(The Value of Aesthetics: Oaxacan Woodcarvers in Global Economies of Culture),研究的是墨西哥瓦哈卡州的木雕,这种手工艺品的历史不长,起源于20世纪下半叶,主要用于市场销售。作者关注的是一个村庄的家庭作坊,相比邻近使用同样材料和技艺的作坊,这家作坊的地位最为重要,经济运营非常成功。在作者看来,这一家庭的成功之处,在于生产出了新美学,吸引了三种主要的“文化经济”:用作纪念品的旅游市场,针对墨西哥传统手工艺的国内市场,以及作为土著艺术的国际市场。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型,人类学家借此可以进入视觉美学,并将艺术品的力量概念化为社会活动体。本书展示了审美实践如何生产并重新定义社会和政治关系,探讨了美学与生产、作者、所有权和身份认同等问题之间的关联,作者认为,审美变化是一个最终将日常生活重新包装成商品化物品的过程。本书出版之后受到好评,有学者认为该书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取向,并可拓展到其他物质文化领域。

印度人类学家钱达·博塞(Chandan Bose)的《特伦甘纳邦手工艺人的工作、家庭和认同:以工艺为中心的对话》(Perspectives on Work, Home, and Identity From Artisans in Telangana: Conversations Around Craft),对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的一家手工艺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民族志记录。他们从事的手工艺活动涉及壁画、叙事性卷轴画、仪式面具和雕像等。本书将手艺人的叙述作为研究焦点,将其与手工艺的实践史同陈并置,通过这种方式,手工艺人关于工作、家庭和身份的故事多角度地组合在了一起。书中涉及的内容有:手工艺人叙述他们对材料、物质性以及制作过程的体验所用的语言;从业者共有的集体记忆,他们通过这些记忆描述了手工艺的传承谱系;家庭的日常生活及其亲属关系,这限定了工作室和家庭空间的整合;从业者和国家之间关于赞助问题的谈判;手工艺人遵守以及影响新自由市场的能力。本书的问题意识对于国内手工艺研究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实际上,传统手工艺同样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相关成果非常之多。中西方在问题意识上多有对话之处。方李莉:《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讨论的焦点与热点》,《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2期。

 

 

五、表演艺术研究

 

 

在传统社会,音乐、舞蹈、戏剧等表演艺术大多与仪式有关,这对于建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自然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

由澳大利亚学者玛格丽特·J.卡托米(Margaret J.Kartomi)主编的《印度尼西亚的艺术表演:廖内群岛的音乐、舞蹈和戏剧中马来人的身份和政治》(Performing the Arts of Indonesia: Malay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he Music, Dance and Theatre of the Riau Islands),是一部关于表演艺术的民族志。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遍布2000余座岛屿,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本书以广泛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不仅探讨了马来群岛的音乐、诗歌、舞蹈、武术、吟游诗人艺术、戏剧和仪式等标志性艺术,还分析了空间和地点、地方身份和大众记忆等问题。


20世纪以来,随着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兴起,中国功夫为西方观众所熟悉和喜爱,不过亦充满了误解。美国学者冈萨雷斯(R.F. Gonzalez)的《中国功夫:以身体为中心的理解》(Chinese Gong Fu: Toward a Body-Centered Understanding)对中国功夫做了系统的解读。作者练习中国功夫数十年,结合认知科学、中国思想、田野调查和个人实践,运用公众熟悉的日常活动、电影、文物和艺术,将功夫与中国文化、哲学、神话、萨满和仪式关联起来,探讨了身心、认知、行为、哲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对于西方世界深入理解中国功夫提供了重要参考。

   

六、交叉学科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体、时尚、感觉等话题成为西方学界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即与艺术人类学密切相关。

时尚研究是人类学领域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热点。早期的人类学家就开始研究不同人群如何穿着打扮。美国学者布伦特·卢瓦斯(Brent Luvaas)和乔安妮·艾彻(Joanne B. Eicher)主编的《服装与时尚人类学读本》(The Anthropology of Dress and Fashion:A Reader),是人类学家对服装与时尚研究的第一部权威文集。本书精选相关论文40余篇,从经典的服装民族志,到对当今服饰的全球流通的最前沿研究,展示了这一领域不断变化的学术话题、理论创新以及传统的和实验的方法论,对学界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英国学者亚历山德拉·洛佩兹·罗约(Alessandra Lopezy Royo)的《当代印度尼西亚时尚》(Contemporary Indonesian Fashio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属“服饰与时尚研究丛书”之一,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就是一位时尚达人,是一名时装模特。

美国学者大卫·豪斯(David Howes)主编的“感觉研究丛书”(Sensory Studies Series),自2015年以来,已出版了近10部。参见李修建:《2017年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热点举隅》,《艺术探索》2018年第2期。本年度,又出版了德国学者杜安·杰思罗(Duane Jethro)的《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遗产形成与感觉:权力的美学》(Heritage Formation and the Sense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Aesthetics of Power)。本书选取南非的5个案例,分别涉及触、视、嗅、听、味五种感觉,基于人类学、艺术史、物质文化和记忆研究,将挥之不去的种族隔离阴影与当代民族主义、流行文化、市场以及公众的参与交织在一起。本书为理解感官在遗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创建了一个框架,对感官研究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人类学与博物馆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人类学家都担任过博物馆馆长,这在早期人类学的历史中表现尤甚。西班牙人类学家罗杰·桑西(Roger Sansi)主编的《作为馆长的人类学家》(The Anthropologist as Curator),通过美国、加拿大、德国、巴西、墨西哥、印度和日本的案例研究,思索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当代艺术策展人把他们的作品定义为民族志?策展如何阐释当代人类学的实践?人类学作为策展模式下的一门特定学科,是否有可能消失?本书汇集了在人类学和当代艺术这一交叉领域进行工作的国际学者的研究成果。书中的文章挑战了民族志工作的意义,以及人类学面对馆长模式的定义。

   

整体来看,2019年的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当代艺术与人类学的融合,人类学界对当代艺术表现出高度关注,相关成果颇多;第二,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受到西方学界关注,有相关著作出版;第三,对于西方艺术人类学史的追踪研究是本年度的一个热点,有多项研究涉及这一问题;第四,田野个案方面,对原住民传统手工艺以及手工艺人的研究是一大热点,诸多著作涉及传统手工艺对于族群认同的重要作用;第五,时尚、感觉等话题仍是跨学科研究的热点。 

(责任编辑  唐白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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