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 高宣扬
举世闻名的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已于2009年10月30日晚与世长辞。这位经历整整一个世纪漫长岁月的文化巨匠，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强烈而持续地影响着法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他的骤然离世，使法国学术界和思想界蒙受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列维-施特劳斯200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60周年成立大会上
早在今年初在巴黎度寒假的时候，我就已经由先生的秘书获知先生不幸摔倒的消息，但当时我们均对他的身体健康甚为乐观，因为在2008年11月为他举办的百岁华诞时，他仍然健在，精神抖擞，我们相信他会继续像往常那样神情从容自适，并由衷期望在2009年11月28日的101岁生日时，能够有机会为他祝寿。不料在2009年万圣节前夕，先生安然离我们远去，使我们垂涕相对，悲痛欲绝。
我近30多年留学和移居法国期间，曾连续多年跟随大师的研讨会，聆听学术演讲，并有幸两次受邀在先生私人公馆与其家人共进晚餐，多次亲临其法兰西学院研究室和工作室，目睹先生仪态从容大度，资禀宏伟，雍穆尔雅，颖悟绝伦。
一 我与结构主义的‘初恋’
从1978年我离开中国开始，便以最大的热情和注意力关注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这首先要感激武汉大学的江天骥教授，因为他于1978年初春暂住我在北京三里屯的寓所时，曾经启示和指导我探索结构主义。1978年3月我到香港后，立即充分利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向我提供的方便条件，精心阅读和研究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两卷本。列维-施特劳斯的思想和文风，点燃了我的求知和探索的激情，使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毅力，冲破文化革命十年期间忍痛受困的思想牢笼，仅以6个月时间，就在香港撰写和出版了15万字的《结构主义概说》。
高宣扬与列维-施特劳斯合影
当时，在阅读和研究结构主义的半年当中，我好像受到了脱胎换骨的精神洗礼一样，使我“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结构主义也成为我更深入认识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重要理论中介，使我义无反顾地决心前往西方思想前沿阵地巴黎。
二 巴黎初遇大师
1978年底，我在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注册攻读博士学位后，遏制不住自己对列维-施特劳斯仰慕的心情，便时时穿越巴黎大学旁边的圣贾克路(rue Saint Jacques)，到路对面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旁听列维-施特劳斯教授主持的人类学研讨会。当时，列维-施特劳斯的研讨会的探讨专题是关于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土族的亲属关系及其家庭观念。我原本对人类学一窍不通，只是怀着求知的好奇心，受到当时法国思想家们采用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开窍启发，试图领聆听列维-施特劳斯的教诲，才斗胆前往。第一次出席他的研讨会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列维-施特劳斯看到我这位黄皮肤的不速之客之后，却以热情洋溢的目光，友善慈祥地接待了我。当他得知我是刚刚抵达巴黎的中国人时，更是主动邀我到他的研究室，细心询问我到巴黎后的生活起居，体贴入微，情真意切。
高宣扬与列维-施特劳斯合影
列维-施特劳斯的研究室宽敞明亮。他指着墙上的梅洛·庞蒂照片说，在当代法国哲学家中，梅洛-庞蒂是他最尊重的一位思想家，他们之间持有亲密的友谊。
列维-施特劳斯特别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感兴趣，也对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化表示极大的热情。他说家中珍藏了一些中国文物，希望我在有机会的时候到家里鉴赏。
我在香港暂住时，曾在《七十年代》杂志以‘周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及前景》一文，受到西方各界的关注，该文立即被广泛地翻译成英、法、日各国文字。列维-施特劳斯表示要看一看这篇文章。后来我把文章的法语版复制给他。
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早在50年代就已经停滞不前。人类学充其量也只限于‘古人类学’，甚至与‘古脊椎动物研究’并列在一起。列维-施特劳斯对此感到震惊，为中国未能将早期取得的人类学考古和研究成果发扬光大而惋惜。但他认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前景将是灿烂的，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为世人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产。
初遇大师的情景至今栩栩如生，历历在目。身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终身讲座教授，在他心目中所魂牵梦萦的，却是人类文化的命运以及饱受风吹雨打摧残的原始人及全世界非西方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
三 结构人类学的‘中国情结’
列维-施特劳斯对中国文化的崇尚由来已久。他在接见我时表示：从青年时代，他就梦想亲临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希望能够踏上中原大地，观看和体验几千年经久不衰的东方文明。后来，在1988年接见记者迪迪耶·艾利本的时候，列维-施特劳斯再次坦诚：他的有关亲属结构的观念，实际上早在30年代末就已经通过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对中国传统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列维-施特劳斯特别提到了葛兰言在1939年出版的汉学著作《论古代中国的婚姻范畴和亲属关系》，这本书发表时，他正在和拉康等人一起研究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发现中国的家庭生活规范和伦理道德思想的深刻性，仰慕汉字结构艺术化及其神韵。列维-施特劳斯在多次接见我的时候，往往赞不绝口地肯定中国文字和伦理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列维-施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与我谈话时，非常关心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现状。他表示：中国有那么复杂的民族结构，却能够以不同于俄罗斯的方式形成一个稳定和谐的文化共同体，表现了中国文化本身隐含着无可置疑的智慧力量；他尤其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机会到云南地区访问，面对面地与当地居民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和语言。
1990年2月14日傍晚，我与妻女一块受邀到列维-施特劳斯公馆做客。先生提早一天详细电告位于巴黎16区栗树街(rue marroniers)二号的家址，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携妻女一起来。他在电话中很慈祥地对我说，为了使我们的晚餐真正有家人团聚的气氛，他特地把当医生的儿子也叫来陪同，好让我的正在巴黎大学医学院学医的女儿不至于拘束。
列维-施特劳斯夫妇及公子热情地接待我们。列维-施特劳斯夫人说，为了表示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尊重，先生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中国茶，他要亲自冲茶，与我们一起品茶。谈话间，先生一再从书房中端来珍藏的中国画、中国对联和文房四宝，同我们一起鉴赏，谈笑风生，使我确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高宣扬携家人于1990年在巴黎访问列维－施特劳斯公馆时与列维-施特劳斯夫妇及其子的两张合照
我在台湾东吴大学任教期间，先生将新出版的《猞猁的故事》邮寄给我，并在扉页上亲笔写：Au Professeur Kha Saen Yang, en amical souvenir（献给高宣扬教授作为友谊的纪念）。
1993年6月，我从台湾故宫博物院买来《清明上河图》的大尺幅复制品，带回巴黎赠送给列维-施特劳斯。他非常高兴，爱不择手，并迫不及待地让我和家人立即一起在大桌子上摊开《清明上河图》，他自己则手捧放大镜，从左到有、又从上到下地反复缓慢地观看欣赏。
列维-施特劳斯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还表现在他对访法和留法的中国学生及学者的友善关注和支持。他经常向我询问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成果。2003年当我受中央民族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的时候，也正遇他的95岁大寿。我写信祝贺他的生日，寄给他由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少数民族纪念邮票一套。他委托家人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并赞赏这套邮票的精美细致的设计及其人类学价值。
列维-施特劳斯在他晚年生活中，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和旺盛的创作精神。程抱一院士对我说，他自2002年入选法兰西科学院以来，每次院士大会都遇到列维-施特劳斯兴致高昂地出席院会，并总是就座于他的旁边，同他讨论汉学。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随大师的逝世而消失。大师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刻骨铭心，犹长萦脑际；先生亲笔签署赠予我的珍贵著作，日夜列置案头，伴我读书思索，启明创作之路。凝缩着大师一生智慧和创造精神的思想与著作，将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长远地奔放出无限的光芒，留存于世，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