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瑞斯·布罗赫 著 吴万伟译
以百岁高龄去世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声誉远远超过了他的人类学专业领域。毫无疑问,他是名声最大的人类学家，这主要是因为他常常被认为是结构主义思想运动的创始人，该运动在1970年代曾风靡一时。他被认为是影响力辐射众多其他领域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其他人包括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他们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家而不是英美传统意义上的经院哲学家。
因此，法国思想家似乎比有些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家更引人入胜，他们不是关注本专业而是更喜欢在想象力更强，但力度稍弱的文学、历史和社会学领域工作。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不同，因为他自认为首先是专业人类学家，文学学生或者其他专业的学生对结构主义表现出的热情使他感到吃惊，如果不是有些怀疑的话。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他的著作尤其是他1955年的书《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为他带来的文学大家的名声。
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布鲁塞尔的法国画家的家庭，其人生道路是成功的法国文科学生的典范。他先上了巴黎的德萨伊中学（the Lycée Janson de Sailly），接着在1928年年纪轻轻就读索邦大学，并取得很大成功，通过了可怕的哲学教师资格（agrégation）考试，从而成为皮卡第省（Picardy）拉昂（Laon）高级中学教师,这通常是成为大学教师的第一步。
但很快，他对哲学感到失望，因为他看到的是贫瘠的自我引证和矫揉造作，尤其讨厌法国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哲学形式。有一个时期，他积极参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但后来似乎对政治失去了兴趣，令人惊讶地没有参与战后法国的戏剧性冲突事件。相反，他在阅读了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的作品后，对人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这部分因为他认识到被贴上原始标签的文化的丰富性，证明了像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等作家的乐观主义进化论错误。
因为对人类学的兴趣，社会学家莱斯廷·布格莱（Célestin Bouglé）建议他加入法国学者群体，该群体被临时调派在巴西圣保罗主办法国新大学。他在1935年接受了教授聘书，部分因为他错误地相信能够研究美洲印第安人。他确实打算在那里开展一定数量的人类学研究，但是这很困难。所以，他在1939年辞去教职，到巴西马托格罗索高原（Mato Grosso）和亚马逊的南比克瓦拉人（the Nambikwara）和其他土著人中进行了更多系统性的实地考察工作。虽然许多人类学家觉得这种实地考察内容贫乏，但我发现它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在考虑到他和美洲印第安人相处时间很短的事实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这种考察确认了他对南美洲本土文化的同情和尊重，以及他越来越多地对旧世界高度文明的哲学和艺术成就感到怀疑。
这种态度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而进一步强化。首先，列维·斯特赖斯曾短期入伍，经历了法国陷落和停战的羞辱，接着他被迫面对法国维希政权对犹太人越来越多的歧视和迫害。在1941年，他成功出逃并最终到了纽约，第二年连同法国其他知识分子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教授岗位。在那里，他和神学家雅各·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等人创建了法国自由高等研究院（the 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战后，他担任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留在美国一直到1948年。返回法国后，他在很多机构中担任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职务，如在1949-50年担任巴黎人类博物馆（the Museé de l'Homme）副馆长,在1950-74年担任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th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人类学研究所所长。1959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the Collège de France）社会人类学主席。他还赢得过众多荣誉，1973年被授予伊拉斯谟奖（Erasmus），并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正是列维·斯特劳斯在美国期间，“结构人类学”建立起来。这导致了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内容，该术语被用在人类学及其他众多理论中，虽然都说来源于他的观点，但并不一定和他的著作有多大关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人们非常尊重他，尤其是在法国，但他并没有直接的追随者或者学生。许多人宣称或者曾宣称是结构主义者，但结果往往是他的部分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影响，最糟糕的情况是，人们采用“结构主义”的标签不过是赶时髦而已。所以在思想史上，他是个孤独的人物，虽然可能庄严不凡。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人类研究的自然主义途径和从中引申的哲学态度的个人混合体。这种严谨科学性的方面很大程度上是两种理论影响相结合的产物。第一个理论与他和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接触有关，这种关系模糊不清，因为它是“保持相当的距离”，正如他对所有其他当代理论影响的态度。第二，他和欧美行为主义混合体的结构语言学的接触, 尤其是当时也在新学院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充满想象力的著作。
在纽约时，列维·斯特劳斯投身于早期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积累了一个多世纪的描述美洲印第安人的众多人类学文献。收集到的美国印第安人及其复杂性的数据令他很开心，也使他永远反对还原主义的文化解释，因为它隐含着否认本土神话和社会思想所代表的思想成就的含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接触给他提供了新途径，可以不仅做出概括而且保留原始材料的丰富性和具体性。因此列维·斯特劳斯从1940年代和50年代流行的语言学派中采取了“结构的”术语，这个学派结合了瑞士学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的基础是如下观点：人脑系统地处理有组织的，也就是结构的信息单位，结合或者重新结合以创造模式或解释我们生活的世界，或建议想象的替代方案，或给予用来操作的工具。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人类学家的任务不是描述为什么某个文化采用了某种特别的形式，而是理解和显示在解决实际的或者纯粹思想的问题时作为文化载体而出现的转型过程背后的组织原则。
对他来说，人类学是科学的、自然主义的学科，其科学性就在于结构语言学是科学。列维·斯特劳斯相信，通过观察在新话语诞生时出现的语言转变，通过使用某种语言才有的工具，结构语言学不仅理解某个语言的可还原特征，而且理解使它们的生产成为可能的原则。这样一来，正如他理解的，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的分支，也是能够直接和心理学和神经学连接起来的自然科学。
通过研究文化形式及其持续转变的丰富性，人类学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所以它既是认知科学又是历史科学。象征和概念的意义必须在大脑工作机制和特定文化的历史流动的具体性背景下研究。在斯特劳斯看来，人类学是认知科学的一种，它和大脑工作机制的最新发现是一致的，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似乎放弃了跟随本领域的最新发展。不过他坚持认为，虽然认知科学能够解释结构，但不能解释内容。
这是斯特劳斯主要著作背后的纲领，但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现代说英语的人类学家更根本途径和心态的表现。对立于最专业的人类学家，他们的工作常常包含了时代的争议，缺乏关于人性的普遍理论。斯特劳斯的写作就好象他是遥远的自然主义者，用奥林匹亚的超脱观察我们星球和包括人类在内的不同物种的生态。
他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类非常感兴趣，但是因为他知道人类存在的99%是由人口密度很低，与其他生物密切交流的小群体的人组成。他认为研究像亚马逊印第安人那样前接触的人比研究短命的现代工业化世界的细节更加重要，更有相关性。
这个途径导致他特别注意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而对神话的研究成为1960年以来他著作的主要内容，尤其成为四卷本的《神话学》(1964-71)的主题。在斯特劳斯看来，美洲印第安人神话是印第安人对生物相互依赖的条件的猜测。因此，关于野猪的起源的神话与婚姻法则有关，和另外一个关于烹调好处的神话有关。
在他看来，这种猜测与其说是功利性的倒不如说是哲学性的。当然，人类思想受到大脑结构能力的控制，但不能靠它来解释。尊循这个思路，神话是人类哲学努力的真正历史的记录，斯特劳斯不仅想记录这个努力，而且要加入其中。神话的主题就是他的主题。因此，这个最超脱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他分析的美洲印第安对话的参与者，同时不宣称自己的任何偏爱。因为神话是关于生活相互依赖性的，对他来说最根本的是理解所有物种的自然历史，以便理解我们自己的自然历史。
理解或者参与像美洲引第安人的生态反思不仅是他作为人类学家的最重要使命，也为其价值观增添了色彩。这些尤其是快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时不时地让他抛头露面。他再三表达了对大部分过时思想的狭隘和贫瘠的厌恶，陶醉于探索其他生物而不是反映后者的复杂性和相互关系。结果，在某些生态保护论者看来，他变成了一个英雄。对斯特劳斯来说，写作和正式教育像其他东西一样同样可能导致哲学贫瘠。
还存在另外的更根本的方式，他的思想寻求重新加入他所理解的美洲印第安人神话的方式。神话没有作者，它们产生在于千百年来跨越漫长距离的看不见的传播。个别的话题，如西方哲学看重的自我陶醉的革新家或者艺术家在斯特劳斯眼中没有地位，实际上被他厌恶。他看到对个人创造性的赞美是个幻觉。正如他在《忧郁的热带》中写的“‘我’字惹人讨厌”。这个角度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他对美洲印第安人艺术的研究中。这种艺术没有涉及他厌恶的西方艺术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展示。相反，美洲印第安人艺术试图重新创造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即使有所创新，他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是在创新。斯特劳斯的著作存在一种清晰的针对创造性的美学倾向，这种创造性是通过人口分配的，喜怒不形于色。
斯特劳斯途径的这种中心哲学命题常常被人遗忘，部分是因为后来的一些作家比如福柯和德里达虽然承认受到他的影响，往往被怪异地贴上后结构主义的标签，就好象他们和他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一样。因此他们被认定为“死亡主题”的创立者，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沿着他的足迹前进。但是，这个立场的哲学隐含意义不仅隐蔽地显示了他的很多思想，而且非常清楚地体现在他反对萨特赞美个人自由的争论中，这构成了斯特劳斯最具有冒险性的著作《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1962)的最后一部分。
当然，他的理论一直受到很多批评，但现在很少人能把它们回归到最初的状态。许多人类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对这个事实不断感到震惊和佩服。那就是，虽然斯特劳斯使用了许多人认为有毛病的理论或者至少非常模糊的理论，但他在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表现出最具说服力的分析和意料之外的洞察力。
实际上，考虑到他的个性，他的理论和他在100岁生日时作为大师得到的无限风光似乎具有讽刺意味。就好象法国知识界和法国政府已经认定他突然成为重要的外交资产。他曾经获得过整抽屉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奖章和奖励，法国一直为其公共知识分子的国际声誉感到自豪，所以要确保他的生日不能默默无闻地度过。斯特劳斯已经成为萨特福柯、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伟大人物中的最后一位幸存者，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不引起争议。而且，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对土著文化的真正兴趣和获得“原始艺术”的兴趣鼓励了这种对原始的海外风光的猎奇。
所以，当伟大日子到来时，几乎每家法国报刊都在封面刊登斯特劳斯的照片。总统萨科齐亲自到其家中祝贺生日快乐，外交部长甚至资助在冰岛和印度等遥远的地方举办纪念他的讨论会。在巴黎盖布朗利博物馆（Quai Branly）的露天剧场举办的宏大的土著艺术展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最著名的是，七星文库书社（the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重新出版了他的大部分著作。这个荣誉一般是留给去世的伟人的如拉辛（Racine，17世纪法国剧作家和诗人）或亚里士多德的,他们的著作被放在皮革包装的陈列室，用印刷圣经时才使用的纸张印刷。
这种待遇是非同寻常的，因为正如文森特·德巴纳（Vincent Debaene）在大肆赞美这著作的前言中指出的，法国更喜欢把科学家和思想家推举为伟大的文学家，而不是赞美他们说了什么或者发现了什么。
实际上，所有这种阿谀奉承很少认真考虑斯特劳斯著作的核心，他在1947年返回法国后出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对亲属体系的开创性的分析，包括对家庭纽带决定结婚对象的这些社会的更详细研究，或者详细地南北美洲印第安人神话的研究。所有这些公共贡献似乎模糊了他最初作为专业人类学家的身份，他实际上一直在竭力进行该学科的基本传统问题研究。
我们不知道他对所有这些是怎么想的，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病得无法做出回应了。但他常常表达出对默默无闻的创造者的偏爱，这似乎非常吻合他不喜欢花哨东西的个性。他厌恶公共场合，是个非常害羞的人。他喜欢做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对纪律感到不舒服，竭力逃离人们的敬仰。
对于在巴黎的同事来说，对他的印象首先是办公室几乎永远关闭的门。这不是说他是个隐士。他是个非常热心的人，拥有令人愉快的幽默感。他很有魅力，体贴和尊重与他打交道的任何人，从不考虑对方的地位。我曾经记得在在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场合，他听学生告诉他，他们从他的书中学到的东西，根本不理会法国大使的提醒，大使本来打算把他介绍给更重要的客人。这种接近不礼貌的的迹象是个模糊的讽刺，但总体上他是喜欢孤独、工作、读书和积累他非常喜欢的土著美国人更多生活细节的人。
他在1932年与狄娜·德雷弗斯（Dina Dreyfus）结婚，在1946年与露丝·玛丽·乌尔姆（Rose Marie Ullmo）结婚，在1954年与莫妮卡·罗曼（Monique Roman）结婚，第二个和第三个妻子各为他生了儿子劳伦特（Laurent）和马修（Matthieu），身后还留下莫妮卡和两个儿子。
注：原文标题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