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发西部的人文资源的思考
费孝通
各位同志：
我今天到这里来不是作学术报告，而是想结识一些艺术家的朋友，上个月的8号曲院长到我家，邀请我到这里来同大家见面，后来身体出了一点小毛病，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现在已经恢复了，所以，我来了却这个心愿。今天来开会的新老两个文化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一个是我的老乡（孙家正部长），一个是我五十年前交的朋友（周巍峙老部长）。
五十年前，周总理组织了一个中央民族访问团，我参加了。当时，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是开展民族工作的第一步，这个访问团的目的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开展民族工作。总理认为，接触少数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来接触，为此，当时组织了一个文工团。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周巍峙同志，我当时五十岁还不到，现在都九十岁了，一过就是几十年了。所以，我和艺术结缘是从周巍峙同志开始的，当时，他负责文工团，我负责领队出去，我不懂文艺，但职务却是文工团的团长。总理的想法很远大，他是想我们各民族团结起来，合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要加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而加强凝聚力进门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所以，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首先组织的就是文工团。后来这个文工团回来后成立了一个民族歌舞团 ，这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它成长起来后我就不管了，因为我不懂艺术。可是，我同艺术接触以后，就觉得总理的看法很重要，我们通过艺术这条路接通和各个民族的关系，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做实际民族工作的工作团体，为了能让少数民族欢迎我们，愿意接触我们，那就是开展艺术活动，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总理一再交待我们一定要虚心学习，学习少数民族的歌舞，然后将它们带回来融进我们新的创作中。当时的那些人都老了，许多都已经不在了，吴松华还在，他歌唱的很好，我们还有来往，他还叫我老团长。
我同艺术的关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前几天我还同方李莉讲，你一定要找到周巍峙同志，我不但要恢复我五十年前的关系，我还想发展一步，在五十年前周总理的意思上扩大一步，通过艺术的渠道，和西部的大开发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艺术的渠道来了解和开辟西部的人文资源。这就是今天要讲的题目，即“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的人文资源”，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题目。促使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是你们这里的一个研究人员——方李莉同志，他是我的一个学生，我在北大成立了一个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至今我一直都没有脱离这个所的工作，还在那里指导学生，方李莉就是其中的一个。其实我对艺术一直就很有兴趣，五十年前还有过一段缘分，那时我还很想进入这一摊子，而且几乎快进来了，当时彭真是北京市市长，我同他谈了北京有很多有特点的手工艺，比如，景泰蓝就是其中之一，我很想去研究这些手工艺品，那时，我就提出来了要保存和发展我们自己传统的手工艺，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后来我又去做民族问题研究了，所以北京的对传统手工艺的研究我只是提出来了，但却一直没有机会研究。后来我碰到了方李莉，她到北大来向我学人类学，她想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我觉得很好。她在博士后期间所作的出站报告是有关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田野考察，后来写成了一本书，我看了觉得写得不错，我很有兴趣。她的研究重新唤起了我的爱好，让我又回到了五十年前想做又没有机会做的事情上。
为此，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景德镇，方李莉他们组织了一个学术研讨会“99中国传统手工艺百年回顾”。在那个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我说，我们研究人类学，研究人的文化，人的文化今后最高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从吃饱穿暖了进一步之后，就是进入一个艺术的境界，文化里面的最高一层领域就是追求美，追求艺术。从人类发展的前途来看，首先是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也就是人生存的基本生活的需要，然后再上一层就要满足感情的需要，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是因为有感情这个东西，把这种感情发挥出来就是艺术。文化最后、最重要的追求就是要进入一个艺术的世界。艺术在人类历史里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我看了很多的考古资料，发现中国的艺术和西方的艺术，有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中国艺术里面有玉器，而西方没有，玉器不仅是一门艺术，也代表了一种文化观念，它是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所形成不同特点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我和我在考古学界的朋友们提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正在想逐步的认识艺术，想进入这个圈子，我现在还是圈外之人嘛。这一次曲院长请我来讲话，我也想乘此机会，认识认识你们院里的许多艺术家，你们这里是中国艺术人才最集中，也是艺术理论研究层次最高的地方。我希望你们能大大发展，能担任起进一步发展中国文化艺术的责任。
谈到这一点，我就要谈到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上去了，谈到有关开发西部的问题上去了，这是党中央和江泽民主席向我们提出的号召。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地步，必须要向西部继续发展，我从84年、85年就开始研究和注意了西部的问题，当然，我那时想解决的还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怎么样让西部人民吃饱穿暖的问题，因为我一辈子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1938年我写了一本书叫“江村经济”，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就是生产力太低。我们中国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否则我们就存在不下去了。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共识，我们党中央的几次大战略都是为了解决这个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也就是首先要解决我们的基本生存为题。80年我被取消了右派的帽子，重新恢复了工作，我把它称为是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始。我又回到我以前的学术起点，调查农村，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我提出了工业下乡，并看出来了发展乡镇企业是一条解决农村贫穷的有效道路。乡镇企业发展以后，我又提出了小城镇的建设问题，现在小城镇的建设正处于一个高潮。但这些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一个吃饱穿暖和贫穷的问题。
这几年，我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当我们吃饱了和穿暖了后，又该怎麽办？这就涉及到了艺术的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能再提高一步，在吃饱穿暖的基础上，发展艺术，让我们能在艺术的世界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我最近想到的一个问题，由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西部开发的问题，就是有关西部开发的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但都是偏重于物质方面。物质方面是很重要，但精神方面，也就是文化艺术方面也同样重要。我记得还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中国的一批科学家和外国的一批科学家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西北考察，他们在那里不但发现了许多的自然资源，也发展了许多的人文资源。在里面有一个叫斯文.哈定的瑞典人，通过这次考察他写了很多的东西，在世界上很有名。也就是通过这次考察，发现了敦煌、丝绸之路上的一系列的古代文物和古代艺术，这些都是在西北蕴藏的丰富的人文资源。如果，我们要发展到我们的文化里面去，开展我们的文化建设，以及确立我们的文化的走向的话，就要在研究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解决一个全世界都需要解决的一个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问题。
在科学方面我们已经进步得很快了，我第一次看见计算机是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那时有两个楼是专门用来装计算机的，计算机的面积很大。一个计算机所占的面积有我们这两个大厅一样大。而发展到现在，计算机都小得可以放在口袋里了。这电子世界的发展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大发展的，我赶上了，很高兴。从进入工业时代看到了进入电子时代了，这两个人类世界的大变化我都碰到了，但这第二个变化会把人类世界带到什么方向，我就说不出来了，我想，没有人能说得出来。第一个大变化是人类从手工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用机器生产，这个变化已经普及了，并快结束了，第二个变化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这个变化还开始不久。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我可能看不到了，这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事情了。就是说，这个信息时代究竟会给人类的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家还是刚刚开始琢磨，甚至有人提出来我们人类文化走这条路已经不是一条正道了。我认为，我们不能光讲究人的身体的需要，讲究人与物的关系，还应该发展人与人的关系，要关注人的感情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艺术的问题了。最近我看了几本书，北大的张志文教授写的书，这书写内容的是有关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问题，又回到了我们早年的天、地、人浑沌一体的情感领域里面去了，这是一个艺术的天地，其和西方的讲究的理性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在这里不想要讲什么大道理，而是想提出一个我们今后要大力发展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文化艺术的领域。前几天你们这里的乔建中先生，送给了我一本书，叫“土地与歌”，他是西北人，他在书中写到了“花儿”、“信天游”，他是你们这儿研究音乐的专家，学术带头人，他把现在还存在的民间的音乐，一直理到历史上的诗经，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从诗经到信天游，这是民间的一个大矿场。当然，有关音乐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吸收西方的文化。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天地，这就是我们国家化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歌唱的天地，音乐的天地。我很赞成桥先生的学术路子，不断的下去搞调查，他和我的研究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花多少年到下面去，到民间的生活中去，做实地调查的研究，然后，将从学校学到的知识来和实际对比，讲出其中的道理。
大家一直在讲，我们中国的文化如何同西方的文化接轨，谈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总理的话，民族之间最容易接触和交流就是艺术，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不靠逻辑、不靠理性思想，而是靠感触，靠感情交流，这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共同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外国的音乐，就是不懂它的语言也可以听，也可以欣赏，因为人同人的感情是相同的。我们虽然文化不同但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交流，绘画也一样。我最近看了一本陈志华写的书，他是梁思成的学生，写的是建筑方面的内容，把中国农村里的传统的民居拍成照片，记录下来，其中主要是浙江楠溪江中游一代的民居。他为了研究这些民居，曾化了好几年时间住在那里，我觉得他的研究很有价值。现在到处都在建高楼大厦，这都是现代西方式的建筑，我们中国的建筑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中国的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和西方文化融合？能不能交流，能不能融合？这是我们下一代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子在哪里呢？我又回到五十年前总理告诉我们的话，要通过艺术接触不同的民族，沟通不同的文化传统。那时讲的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小的、国家的范围，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大的、世界的范围。这里涉及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最容易使得其他国家理解我们文化的，懂得我们的文化，知道我们的文化可以通到西方的文化中去，为世界的文化发展做贡献，就是要通过艺术这条路子，这是一条最好的路子。我今天请周巍峙同志来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回忆一下五十年前，为什么总理要我们成立访问少数民族的文工团，这个意思非常深，用在现在的局面里面，就是我们和西方的文化怎么能融合起来，这条路就要靠你们艺术研究院去走了。
我现在已经老了，成了高龄人物了，但我还可以培养下一代，你们艺术研究院也要培养年轻人。怎么培养呢？要让他们下去，到生活中去听、去看，用我们在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去和生活接通。今天我来就是要说，我们的艺术家要看到我们有一个大的责任，我们的艺术家同志们要有一个荣幸，就是今后的世界不是一个完全靠科学技术的世界，而是要用科学技术来促进我们的文艺发展，让人类的社会朝一个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得到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物质的科学技术，来站在传统的根基上，发展我们新的艺术，让我们民族艺术的根成长起来，同时，把中国丰富的艺术资源发展出来、开辟出来。贡献给全世界，这是我的一个梦想。现在党中央号召开发西部，在这个大开发中不能丢掉了文化艺术这一块，五十年前我们也去了西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帮助他们搞建设，但那个时候艺术没有发展起来。一方面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人才也还没有培养出来，要多培养一些象乔建中，陈志华那样下去搞研究的人，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三十岁、四十岁的人。他们跟我说下去研究没有钱怎么办？我说钱不要担心，国家经济发展了自然会考虑这个问题的，这样，我们新的一代前途就比较光明了。
刚才有同志提出来，我的讲话没有入题，西部的问题还没有讲出来。西部的问题现在讲得很多了，都成为一个热点了，我也不想多讲了。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西部的文化艺术我们注意得不够，但外国人却注意到了，克林顿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还有一个日本首相到敦煌去了，还讲，他们愿意出很多的钱把敦煌保护好。西安也好，敦煌也好，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文化的中心呀！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就在西北。前面我已经讲了，还在我小的时候，瑞典人斯文.哈定，就到西北作了大量的考察，并在世界上发表了许多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忽视了西北，那是因为最早的交通是陆路，从西汉开始到唐代，通过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外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所以那里非常的繁荣，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但后来文化发展到了沿海，那是因为水上交通比陆路交通更方便。可是现在又改变了，有火车了，有飞机了，陆路交通也很重要了。所以，西部又有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在历史上看不起西部的观念比较深，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观念纠正过来。尤其是在人文资源上，西部保存得比内地好，一个是它的气候干燥，文物容易保存；另一个因为它交通不便，地方偏僻，受现代文明冲击得少，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得相对完整。但在这西部大开发中弄得不好，就会把这些重要的人文资源破坏掉。所以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对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要只是为了一点小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我们几千年文化遗存下来的一些宝贵财富，那就得不丧失了。另外，要开发西部，一定要注意民族问题，这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的问题了。我们必须要发扬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要看不起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也有很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要帮助他们发掘出来，帮助他们发展。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西方看不起东方，这都是不对的。应该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我希望你们艺术研究院能带个头，组织一批人做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首先我们要了解西部的人文资源，知道我们有多少财产，现在我们还没有底，要进行一个概况的考察、整理，敦煌也是后来发现的嘛，以前也并不知道有敦煌，这就叫做发掘、开发。
去年，我去了大同，那里有一个云岗石窟，大同现在煤的市场不太好，就想开辟旅游来代替煤的生产。这想法是很好，可是要人家来看，首先自己要将其历史搞清楚，讲出道理来，要不然别人怎麽来看。对云岗石窟日本人倒研究了不少，出了一本书我看了，就是我们的财产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还被别人知道了。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李四光就是一个例子，还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听说中国没有石油，我也相信这一点，后来李四光提出了中国有石油，并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道西部去了解我们的家底，发掘蕴藏在西部的人文资源，为西部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做贡献。
方李莉录音整理
2000年载于《文艺研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