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5月31日
书名：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
主讲人：安丽哲
本次读书会由中心安丽哲老师主讲方李莉教授的《遗产：实践与经验》一书。
安丽哲首先向大家介绍说，本书是方李莉教授建立在多年来大量的田野考察经验之上写成的。这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上一期读书会上，杨秀老师主讲了费老的《乡土中国》，比较起来那本书算是比较早期的研究成果，而方老师这本书是近几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到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内容，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总体来说，《遗产：实践与经验》一书关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人，从“关注人”这样的立足点展开思考。安丽哲认为这与方老师的人类学专业背景有关系，使得她在调查研究中比较关注人的想法、人的生存状态等等，比如一些民间手艺人、民族文化遗产主体、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化边缘人……这些都是遗产的主体。
接着针对方老师在书中提到的“文化自在与自觉”的相关思考，安丽哲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体会：欧美发达国家较早提出了“物质文化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日本、韩国也最先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然而欧美国家在这方面的具体工作却并没有日韩两国做得好。反思这种现象的原因，为什么日韩两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安丽哲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日韩两国国民固有的“学习精神”，从历史上来看，日韩两国一直是在学习并赶超其他国家，基本上本着“哪里先进就学习哪里”的原则，安丽哲说，“我在韩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于学习这一点更是深有体会，韩国这种单一民族的小国家，往往更倾向于学习他者，以谋求自身发展，这也许能够片面的解释中国的自我文化觉醒为什么晚于日韩”。
谈到韩国民众的“学习精神”，安丽哲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如韩国地图上的文字、地名等很多都是直接来自中国，如有些地名叫咸阳、小泰山、黄鹤楼之类的。而且我们都知道韩国首都旧称是“汉城”，而“汉城”的含义正是“大汉民族之城”的意思，这些与当年韩国正经历着的“慕华主义”风潮有关。就此安丽哲总结道，越是模仿他国的文化越是有助于他们快速的显现出“文化觉醒”，快速的进入自我文化的寻根或反思的过程。如今韩国的首都现在改名为“首尔”，官方文件和专业论文等都改用韩文书写，包括书法作品也开始使用韩文……等等这些都是全民族自我文化觉醒的体现。
如果将这种“文化自觉”现象同中国的情况进行对比的话，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自觉”程度不如日韩两国。究其原因，安丽哲指出，中国是个经济文化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国家，而韩国是单一民族的小国家，社会中的某种思潮很容易就会从下至上的传播到精英层，再从上至下带领全社会行动起来，实现全民族的觉醒，反对全盘西化等。而中国的格局过于复杂，且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当遭遇到强势外来文化攻击的时候，即使有些地方有了觉醒的意识，这种形单力薄的意识也不容易形成一种合力，更不容易向精英层传播。正如费老所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的复杂情况下，问题的分析要分不同的类别和阶段。然而中国也不是没有文化自觉，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在逐步从严重的西化之中走向文化反省，汉族文化精英逐渐的开始反思，有了自觉的意识。
在谈到方老师书中的田野经验时，安丽哲表示，书中的许多田野考察工作她都有参与，其中感触最为深刻的就是方老师提出的“经济因素”，所谓“经济因素”是指当我们思考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觉醒的不平衡等问题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文化自觉的滞后性同经济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人们的吃饭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那么人们思考的首要问题就如何改善生活，而不是反省自身的文化。
这种学习西方文化的风潮的形成，正是出于对西方优越物质生活的向往。就是说，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造成的。如今，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由于其聚居地相对偏远荒凉，经济技术落后，物质上相对匮乏的少数民族同胞渴望进入城市、向往城市的物质生活。安丽哲举例说，长角苗妇女几乎倾其一生都在为生计奔波，过着劳碌艰苦的生活，顶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过着没有“自我”的人生。而城市女性的生活是相对的轻松许多，更加的自主自由，从生存状态来说，长角苗妇女渴望追求更高的生产力，从而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也就是她们出来打工的原因——经济原因。
接着，安丽哲谈到了“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有主动变迁和被动变迁。被动变迁是指没有文化根基，直接向异文化学习，持全盘接受的态度，例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全盘汉化”现象等。
然而，安丽哲提到了她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考察时，对文化变迁的一些体会。她认为，文化变迁过程中除了存在经济因素外还有宗教因素。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穆斯林群众，笃信伊斯兰教，且严格遵从伊斯兰教教规，在同周围汉族民众交往的过程中，有着很强的自我保护或者距离意识，即使是世代同汉族人民聚居在一起，也能够非常好的抗拒“汉文化”侵袭。又如云南省境内的两个下村寨，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他们同“汉文化”的距离也都差不多，但是由于深厚的信仰背景，他们也都避免了与“汉文化”的相互融合。因此，除了经济因素，宗教因素同样是影响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最后安丽哲提出了本书的几大优点，值得我们学习：首先，本书作者体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带着问题、疑问去做调查，带着问题去思考，整个写作的过程，就是尝试寻找答案的过程，这种思考和写作的方式值得推崇，因为这就使得本书的内容贴近现实且具有实际意义，令作者和读者都能够在寻求答案、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实质性的收获，并对问题有更深层次的感悟。许多学者或者学生都需要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另外，安丽哲还强调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她指出：只有做好田野调查，研究才能够获得生命力，才有更好的理论基础！
接下来，本书作者方李莉教授为大家介绍了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她的一些想法。
方老师说：我的“问题意识”萌生于1998年在北大学习的那段时间，这么多年对景德镇的田野调查直至近几年的西部课题，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文化乃至文化变迁的问题。后来这些问题在对梭嘎进行考察的时候得到了解答：简单地说，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同时文化也受着外来文化强加的力，不同的社会转型具有不同的模式。
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现代化，然而模式与西方国家很不同。早期的现代化阶段，中国认为想要改变命运就要改变传统，很多人类学家、政治家也都认为，虽然否定传统是痛苦的，但也是必然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景德镇是一片萧条，手工艺落后，文化观念落后，那个时候人们相信行业神灵，景德镇到处都是庙宇，当时那样的一套世界观管理着整个社会。
接着，我又进而开始了“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面对强势文化，传统文化到底有没有生存空间？在北大建校100周年庆典上，我谈了自己对“文化生态问题”的一些思考，萨林斯认为文化全球化和文化传统是可以走到一起的。通过我在西部的田野调查发现：遗产不再是束缚我们的绳索，遗产可以变成资源，需要思考的是，所有的生态博物馆如何与旅游业互动，如何与现代社会发展发生关联？并且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文化保护也越好，因为在哪些地区，文化变成了资源。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立足，就必须要有认同感和凝聚力。
写这本书的同时，我就在思考上面的那些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的依据全部来自我多年的田野调查。虽然西部课题已经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思考也结束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和不断发展运动的体系。
我们在研究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文化整体观，并且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也不能分开来孤立地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文化与自然是互动的，传统文化里有许多保护自然环境的智慧，我们要关注他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另外在保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关注发展和创新。没有人愿意做社会的边缘人，想要不被边缘化就必须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原原本本的保护是不现实的。文化多样应该如何存在？只有保护还不够，同时更需要发展创新。
最后，谈到文化权，就必须谈到经济问题，没有经济作支撑，民众就没有自信，更谈不上争取文化权了，因此任何学科都不能够脱离人的实际。我写这本书不仅是为学术而作，同时也是为社会大众而作，希望通过读者本书，大家都能够从中明白一些道理，并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