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和性别：中国艺术人类学的重要课题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李祥林
摘要：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及方法引入艺术研究的必要性，取决于后者正是极其重要的人类文化现象。从“人学”层面看，戏剧艺术表现人性本质，性别理论探讨两性关系，二者有顺理成章的联系。因此，把性别批评理论引入中华戏剧研究领域，也就成为当今中国方兴未艾又极富学术魅力的艺术人类学课题。当今时代，性别理论的兴起扭转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缺席的局面，为现代人提供了反思历史和检讨现实的新视角，其给当代中国学术批评注入了可喜的活力。从艺术人类学角度看，戏曲性别文化研究，既是从戏曲艺术出发研究性别文化又是从性别文化出发研究戏曲艺术，既是从戏曲角度更细致考察性别文化现象又是从性别角度更深刻认识戏曲艺术本质。
关键词：中华戏剧 性别研究 艺术人类学
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及方法引入艺术研究的必要性，取决于后者正是极其重要的人类文化现象。从“人学”层面看，戏剧艺术表现人性本质，性别理论探讨两性关系，二者有顺理成章的联系。因此，把性别批评理论引入中华戏剧研究领域，也就成为当今中国方兴未艾又极富学术魅力的艺术人类学课题。曾有西方学者指出，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其学术主题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课题就是性别研究，它“关系到思想、艺术、诗歌和语言等方面一个新纪元的诞生，那就是，创造一种崭新的诗学”（1）。兴起于现代并以人文关怀为深刻背景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或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作为学术研究的新理念和新视角，正越来越为当今时代的哲学、史学、法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科学所不可忽视。
（一）
反观人类历史，性别问题作为社会存在久已有之，但作为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并得到系统化探讨，则起步甚迟。以文学艺术为例，由于数千年男性话语中心的遮蔽，该领域中无论生产主体的性别差异还是作品形象的性别构成，以及关涉性别问题的种种审美和文化机制，长期不曾被在真正的性别研究意义上作为重点对象或主要维度纳入批评家视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第一个高潮中，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A Room of One’s Own》）和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问世，为清算男权话语文本里的性别歧视和研究女性文学传统提供了条件。尤其是1969年大洋彼岸凯特·米利特博士的著作《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更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张扬出文学批评的新视角。米利特明确提出“性即政治”（sexual is political）的观点，在她看来，既然“政治”这术语是“指权力结构的关系和安排，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控制”，那么，借之概括男女两性历史与现状，即旨在揭示“占人口一半的女人被另一半男人控制的事实”（2）。标志女权主义文论成熟的该书，包括三个部分：性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文学的反映。第一部分将文学批评与社会科学理论联系起来，在宗教、神话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探讨两性权利关系的本质；第二部分综论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她把女权运动第一次高潮（1830—1930）称为“性革命的年代”而把第二次高潮（1930—1960）称为“性的反革命年代”；第三部分则聚焦文学作品，将劳伦斯、热奈特等名作家作为批评对象，为其第一部分所揭示的性政治提供例证。《性的政治》作者认为，较之民族间、阶级间的冲突，两性间的冲突虽不象国族间的杀伐那样硝烟弥漫血肉横飞，但其远更持久，也从未止息，并且与人类历史相始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