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晚清书法圈
西南大学文学院 曹建
摘要〕桐城－阳湖派、桐城－湘乡派是与桐城派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学流派。文学流派的发展往往与文人及其文化圈密不可分，而作为文人余事的书法也往往与文人及其文化圈紧密联系，并因此而与文学圈有着相当程度的交叉甚至重合。文学家与书法家身份的重合，一方面说明书法所具有的依附性，另一方面也凸现出具有流派意义的书法圈。
〔关键词〕桐城派 阳湖派 湘乡派 书法圈
与其他艺术流派的形成一样，书法流派的形成也大致可以分为非自觉形成的流派与自觉形成的流派两种情况。非自觉形成的书法流派，往往因为书法家书法观念、风格的接近或者交往较多而被认为具有流派性质，但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明确的纲领、称号、宣言；自觉形成的书法流派，是书法观念与风格较为接近，艺术趣味相投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自觉形成的。当代的一些书法批评认为前者是具有传统意义的流派，后者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流派。或许因为书法对于文人的依附性，明确结社而形成的书法流派在古代并不多见，许多书法流派的得名多因观念与风格的近似由后人概括而成。[1]如元代奎章阁书家与明初台阁书家因为其工作单位相同、书法风格接近而得名；明中期吴门书派、清初扬州八怪书派则因为书家所居住、活动的城市而名；至于所谓“南北书派”则以地域之南北与风格对应，有着泛论色彩。无论如何划分，书法流派当以书法观念、风格以及书家交往活动为主要依据。可以说，正是以书家共同活动而形成的书法圈为基础，书家形成较为接近的观念与风格，进而形成流派。笔者在对于晚清书法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晚清书法史存在许多由相同文化圈而形成的书法圈，以及在书法圈基础上所突显的书法流派。[2]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与文学圈相对应的书法圈的存在。本文所要讨论的几乎与桐城-阳湖、桐城-湘乡两派重合的书法圈足以说明书法对于文学尤其文人的依附性。
1. 桐城－阳湖书法圈
众所周知，桐城派以文学流派彪炳清代文学史200多年，其影响是巨大的。而桐城派的得名，也并非所谓自觉形成，当属于非自觉形成的流派。从早期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等人那里，不见桐城派之说，直到集大成者姚鼐，始有“桐城”之名，而“桐城派”的明确提出则要到咸同年间的曾国藩。[3]阳湖派文学家的活动在嘉道间，而其得名则与桐城派较为接近，晚至光绪初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4]关于桐城派与阳湖派的文学主张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二者的关系。文学史上关于二者关系的讨论，大致有两类意见：一为承继说，一为对抗说。前者“强调两派相承的一面，倾向于视阳湖派为桐城派的旁支别系”，后者“强调两派相竞的一面，倾向于视阳湖派为摆脱桐城派影响的独立支派”。[5]周中明认为，“对抗”之说，“纯属无稽”，而师承桐城，雅近历史。[6]因此，可以说，因为文学的同好，在嘉庆、道光年间，以桐城－阳湖文学圈为中心，聚集着一批文人。正是这样一批文人，在讨论文学的同时，也将许多精力用在书法的讨论上，进而形成了桐城－阳湖书法圈。
在这个圈子中，许多人以文学家而兼善书法，包括姚鼐、吴德旋、张惠言、恽敬、钱伯坰、张琦、陆继辂、李兆洛、包世臣等人。[7]其中，钱伯坰、姚鼐、张惠言及其弟张琦是出色的书法家，而包世臣、吴德旋又是有名的书法理论家。可以说，“阳湖—桐城”文化圈聚集了当时活跃在江南镇江、扬州、宜兴、南京、皖南等地一批重要的文化人，而这个圈子所推崇的书法风格也正是传统帖学，其间邓石如的穿插与包世臣的鼓吹，又使这个圈子有着较明显的碑学背景。
就书法而言，以吴德旋、包世臣交往为中心，钱伯坰、张琦、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