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华夏的边缘——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一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整个汉文世界的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或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著作中，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精湛细部研究的著作称得上是凤毛麟角，而王明珂教授的《华夏边缘》却正是这样的作品。知道或了解华夏民族边缘的形成并非一个遥远而古老的知识，经过作者的描述我们才有恍然而悟的感觉。这种酣畅淋漓的论述所带来的震撼是最初阅读台湾允晨版时获得的。差不多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大陆读者有机会阅读这部著作。[1]
十九世纪以后，民族国家替代王朝国家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新的中国开始“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2]研究中国人的特质，从许多方面相继展开，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都基于同样基本预设来研究华夏民族源渊，即民族是一共有体质、语言、文化特征的人群。类似的假设，王明珂认为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并不能成为构成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或充分条件。那么，和已有的研究假定对象是“中国人”转而描述“中国人”不同，作者要回答或要解决的问题的：“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或者说为何我们是中国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由此导入所谓“华夏边缘”的确立。作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图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图形。比喻虽然简单，却可以使我们一目了然，看到边缘研究取向的实质。
二
本书共有序论、十二章及结语，可分为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 Barth）的“族群理论”宣称：造成族群特征的是由它的“边界”，而非包含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与文化特征论者所持有观点不同，一般来说，“族群”理论更趋向一种主观认同。围绕着认同是如何产生、变迁，产生了西方人类学族群研究的二大理论：工具论和根基论。工具论者视族群为人们在现实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资源人群范围的工具，用政治、经济资源和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变迁，而且认为族群的认同是多变、可被利用并随变化而定；根基论者以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同根性”的基本情感，用此来凝聚所谓的同根人群。不过，他们并不强调生物传承或以客观文化特征来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释的传承。例如一个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并非一定说他真是炎帝或黄帝的后代，而是他的主观认同（assumed）。
王明珂结合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与前述族群理论，调合工具论与根基论之矛盾。集体记忆，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结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问题。不但这样，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使我们重新思考在历史研究中所重建的“过去”本质如何。将某一族群的“历史”视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用这样的历史记忆凝聚一族群，无疑合乎根基论的判断；同时，它也在现实资源分享与竞争情境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修改、遗忘，以改变族群的边缘，如此说来这样也适合于工具论的观点。
基于以上对族群的了解和理解，作者提出一个不同于“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边缘研究”理论。“民族边缘研究”在方法上也与“民族溯源研究”有相当的差别：在考古学上，由注重器物之传播、演变转而注意人类的经济生态，以重建族群边界产生的资源生态背景；在文献上，将文献记载当作历史记忆，着重于分析历史记忆中所表达的“我群”与“他群”边缘分野及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