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工业中技术的位置
雅可布
摘要：本文以四川夹江县的手工造纸业为个案，探讨了一个具体的行为――树立一座纪念碑（并以此来正式重建一个亲属群体，把这个群体作为一系列技术的集体“所有者”）――和这个行为对夹江造纸业的意义，以此观照技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多重维度和表现形式。
关键词：手工造纸业 去技术化 技术位置 关系场
虽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技术，但技术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概念。在不同的时候，它被描述为一种极其个人化的特性，也被描述为社区或社会网络（而非个人）的所有物；它被描述为基本的社会事实，也被描述为缺乏实实在在的现实成分的构建(construct)。一方面，技术是物化(embodied)的知识，它通过长期的实践来获得，并且保存在实践者的四肢与感官之中。另一方面，技术植入（embedded）于社会关系，在实践者形成的群落中复制，与此伴随的是社会等级观念和关于谁应该做什么工作的假定。技术这个概念的“物化（embodied）”与“植入(embedded)”有时候被互换使用，尤其是当有人比较两种不同的知识时：一是手艺人或农民所拥有的无声的、经验的、由上下文决定的（context-dependent）知识，二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拥有的更为抽象而清楚的知识。[1]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是“个人知识”－－它永远存在于身体之中，是个人实践者所拥有的一种特性――我们就需要解释技术究竟如何根植于社会：它是怎样被实践者所共享，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传播开来？[2]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主要存在于社会互动中――也就是存在于人们“之间，”而不是个体的头脑和身体中，那么我们需要考虑它在语言和社会实践中的准确位置。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多数社会基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力来分配财富和权力。正如大量关于“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文献所显示，技术是一种充满论争的东西（contested asset）――然而，在讨论技术如何被利用、退化或被破坏之前，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确认技术为何物又处于何处。我们也需要明确我们研究的是什么：它是某种程度上存在于非语言学现实（non-linguistic reality）中的东西，还是仅仅是一种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正如女性主义历史学者们长期以来指出的那样，究竟算是有技术的工作还是无技术的工作，这通常与谁来做这项工作有关，而不是与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能力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技术”不过是对某些生产过程的控制要求（a claim to control）, 而通过这种主张要求，有势力的工人群体（典型的是男性、联合起来的和白种人）排斥弱势的群体（典型的是妇女和外来工人）。[3]
我将要讨论技术的多重维度――个人的和社会的，在身体上存在而又在修辞上建构的（rhetorically constructed）――这些讨论将通过研究四川夹江县的手工造纸业来进行。夹江造纸业起始于17世纪中叶。它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被社会主义政权几乎逐步全盘淘汰――这并不是因为其产品被替代或失去其市场，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政权倾向于发展城市工业而压制农村手工业。我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对于手工制纸的蓬勃需求导致了手工造纸业的新一轮扩张。在这些年中，夹江人更新了他们的手工作坊，改造他们的技术，并修补了支撑手工制纸业的社会组织（social tissue）。本文将集中讨论一个具体的行为――树立一座纪念碑(并以此来正式重建一个亲属群体，把这个群体作为一系列技术的集体“所有者”)――和这个行为对夹江造纸业的意义。但是，我会先简短地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历史梗概。
社会主义的去技术化（socialist deskilling）
从Karl Marx和Harry Braverman开始，有一种传统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