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在中国经过70多年的(大致从蔡元培《说民族学》算起)风风雨雨,进入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世界比过去更加开放,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在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自70年代恢复和重建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老一辈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继续自我反思,抚今追昔,引导、培养和鞭策中青年学者;另一方面,中青年学者继承发扬老一辈专家的优秀传统,在注重研究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注重研究与国家建设有关的现实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始终是本土化问题:即是否要批判地借鉴国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如果需要,怎样批判,怎样借鉴?包括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及其相关知识和理论有无国界?此外,中国的有关学科是否也应该反思?如何反思?
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得到一个从幼年到成年的自然生长过程,面对内部的需要和外来的影响,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过,这些学科毕竟对国家的学术建设和知识建设已经做出和正在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这些贡献还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尤其是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沿着老一代学者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无论我们如何争论社会科学有无国界,争论是否需要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一、象征、结构、实践、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学理论在6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方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学派(structuralschool)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人文学科;发达于20世纪的象征符号人类学,深受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精神分析理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影响。到了 80年代,人类学家开始关注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辩证性,强调人的主动性和人的社会实践。这一研究取向的代表作,是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 ( PierreBourdieu)的《实践理论大纲》。按照雪莉·奥尔特纳(SherryOrtner ) 的说法,60年代的主题是符号、自然、结构;70年代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 80年代的主题是实践。
作为文化人类学分支的结构人类学,主要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人类亲属关系,婚姻制度,社会组织,宗教神话和文化符号现象。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是该学派最重要的人物,他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deSaussure)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引入文化人类学,用来研究和理解人类文化和人类思维,认为文化现象可以是多元的,但其底层的排列原则却是同一的。因此,结构不是具体的事物和现象,而是潜伏其下的系统,或者勿宁说是普遍的心理过程法则。结构主义静止的和非历史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抨击。
符号人类学产生于19世纪末,发达于20世纪,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重要影响,在其多种观点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芝加哥大学的格尔茨及其同事和康奈尔大学的特纳。前者受到马克斯·韦伯的重要影响,后者则受到迪尔凯姆的影响。此外,格尔茨代表了主要关注“文化”运行的早期美国人类学的转型,而特纳代表了关注“社会”运行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型。
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在1972年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实践理论大纲》,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也在同一时期抨击了空洞的符号理论和结构主义的僵化模式,提倡把人类行为看作是能动的符号活动。实践理论家们承认系统对于人类行为的强大作用,但他们更关心系统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实践理论并不是系统研究或者结构研究的对立面,而是后者的必要补充。他们认为,文化符号和社会结构在互动中存在,人的实践活动(包括认知、决策、谋划等心理活动)把两者结合起来。
结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Marxism)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