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民族、后民族和跨文化认同
沙伦·麦克唐纳
尹庆红译 王 斌校
许多社会理论家认为，目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去的认同正变得日益不相干，而新的认同和新的认同形式正被创造出来。主要的认同话题出现于19世纪，随后蔓延到全球大部分地区——民族-国家认同是尤为争议的主题；而且理论家们正在探讨另一种认同——后民族（后民族中央集权）的认同建构。兴起于19世纪的博物馆毫无疑问是与欧洲（后来超出了欧洲）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紧密相联的。今天，对博物馆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思考它们在民族-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世界中的作用。它们是否绞入了“旧”的认同形式，能否表达“新”的认同呢？
博物馆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够展示认同或者成为认同竞争的场所，这要对“认同”的概念“去本质化”理解。我们要把特定的认同概念，包括“民族认同”不是看作普遍的，而是看作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具体性。即使在“思考”和“制作”“民族”或“公众”时，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呢？博物馆在这种思考和行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什么使得博物馆适合（有时并不适合）某种认同的功效呢？
本文思路如下：首先对19世纪博物馆的认同作用做一个简要的概括，重点是对“民族-国家”和“公众”的表述。我关心的是博物馆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表达技能的文化形式与其他认同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式不仅有助于表达认同而且有助于建构认同。文章的第二部分分析社会理论家的一些观点，从前的许多认同正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断裂和虚无的过程中，思考它们对博物馆的意义。如果民族-国家与“公众”的联系是处于退化的边缘，那么博物馆的未来会怎么样？博物馆与物质和地域性的、同质的、固有的认同概念联系如此紧密，怎么能够解决在“第二现代时期”或“晚期现代性”时期出现的认同困境。当然，这种对认同转型的解释也许是错误或夸大的，社会理论家也因此争论不休。我不是直接去阐释这个问题，而是建议在博物馆——由于长期以来博物馆在认同表达上的中心作用——这个重要场所中检验这种观点。文章的第三部分，我会用一个例子来阐明后民族的、跨文化认同的复杂性。文章的最后重新思考博物馆在晚期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时期表达新的、后民族的、跨文化认同的可能性。
 
民族、博物馆与公众
 
民族-国家、公众和公共博物馆在18世纪后期的出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789年法国革命被看作是欧洲民族-国家黎明前的关键时刻，它是一场“人民”的革命，用一种崭新的更为平均和民主的众人平等观念来取代一种贵族政治秩序。因此，开放从前高贵的收藏品是平等、博爱和自由新观念的一个意义深远的象征性宣言。私人的、贵族的变成公众的和人民的；精英们特殊的、独有的领域被打破，并向那些以前不准接触这些宝藏的人们开放。那是一个“教化”公众的时刻：将“文化”（“高级文化”的意思）带给大众，更重要的是试图培育公众。它也是产生“公众”的象征性尝试——一个自我认同的集体，身处其中的成员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彼此忠诚以及曾经被垄断和排除的自由。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努力完全发挥了作用。教化公众的举动不是在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以相同的方式、在同样的时间和范围内进行的。然后，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关于民族-国家的思想，和卡罗．杜坎(Carol Duncan)更加明确的赞同卢浮宫事件（原本贵族的藏品于1789年向公众开放）（1995：32），这些都成了&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