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音乐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熊晓辉[1]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音乐人类学是近年来发展和进步最快的一门学科，在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中，音乐人类学已经从传统转向现代，从本土转向全球，并形成学术研究中的主流模式和新的范式。造成这种转换的原因除了传统音乐文化内容、研究方式的差异外，还有人类社会的全面转型、音乐文化的发展等因素。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研究；范式；转换
一
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音乐人类学范式的特点不仅对于深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而且对于在新的文化历史条件下展示人类学的当代价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体上看，音乐人类学承担了20世纪以来人类音乐艺术的研究主题，并拓宽了音乐艺术的研究视野，使音乐人类学更具有全球性和全人类性。[1](P56)目前，音乐人类学学科定位与评价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以及人类学家们关于对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等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并展开着长时间的激烈讨论。音乐人类学家对音乐人类学范式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通过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反思，音乐人类学范式转换对人类学研究所追求的理论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含义。音乐人类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人类学分析法，它涉及到人类学、音乐学、哲学等学科的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
西方音乐人类学是当代流行于人类学界的一门新学科，音乐人类学家们都能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用全人类观去洞察人类音乐艺术。首先，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经历了音乐人类学学科定位及研究对象的变化，它从音乐本体结构的音乐本体观向音乐文化观进行了转变。从现有的音乐人类学成果看，无论是对其总体特征和理论定位的把握，还是对不同流派和理论观点的疏理，都只是停留在一般评述层以上，缺乏理论深度和思想穿透力。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我们缺乏对音乐人类学范式转换的意义认识。在对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如果研究范式上存在缺陷，即使我们变换了对象和主题，问题依旧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在西方发达的国家中，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有一个很大的范畴，其中各种流派在各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不仅在学科定义与研究方法上，而且在音乐人类学学科内部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差异。一般而言，可以把民族音乐学或比较音乐学即人类学的历史，描绘成一个从音乐本体论思维到认识论思维范式再到音乐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发展过程，这一转向的确是近代音乐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定位和理论特征，这一发展过程必然可以从人类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音乐与人类学方法的匹配性关系中得到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类学学科以进化论为主要范式，进化论者以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为基础，根据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搜集的历史资料，将人类社会按照高低等级排列，把西方文明放在最高点，非西方小规模社会放在低点。非西方被看成是西方的过去，历史的残余。进化论者通常认为人类心理是普遍一致的，经历的发展路线也是一致的，文化之间呈现的差异源于它们位于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在心理一致、路线一致的基础上进行高低等级排序，更进一步地确立了西方的“先进”地位。而在艺术的研究中，则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视为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而不同的非西方艺术则是这种艺术的雏形或者是拙劣形式。这种研究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在非西方加深优越感的企图不谋而合。西方把自身和非西方划分开来，这就把非西方对与西方来说无法解释的神秘置于一种安全的类别划分当中，通过对非西方的想象逐渐实现对非西方的操控，也就是对危险或威胁的操控，实现西方的安全，建立和保持其优越感。有意或无意地被这种主导意识形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