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文化价值和挪用：西方艺术人类学历史中的三种范式
范·丹姆[1]著，李修建译
最近三十年，“艺术人类学”这一术语在西方学术界变得流行起来，它通常指的是对西方之外的小规模社会中的艺术进行研究，或者从社会文化语境出发对艺术进行研究。事实上，这正是“艺术人类学”所具有的两个特点，在法文或英文版的维基百科上检索这一术语时，就能看到。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大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正是融合了这两个特点，前者指的是特定的研究主题，后者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在当地社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探讨视觉艺术，尤其是非洲和大洋洲的艺术。
很明显也很遗憾地是，“艺术人类学”这一术语极少在其词源学的正确意义上被使用，即人类的艺术研究（“人类学”字面上指的是对人的研究，源于古希腊语中的人“anthropos”）。幸运地是，世界艺术研究的新领域开始这样做了：将视觉艺术视为人类过去和现在生活中的一个维度进行研究。当前存在的“艺术人类学”的各种形式对世界艺术研究和艺术人类学研究皆有裨益，能够加深作为人类现象的视觉艺术的理解。[2]人们希望并且相信，当代多样的“艺术人类学” 并非仅在西方学界而是在不同语境而中得到发展，它最终对于探讨人类生活的艺术之维这一科学目标同样有所助益。
大多数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目标显然要比它适度得多。本文将以年代为序，考察过去五十年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界所采取的三种典型方法。我将以赤道非洲的芳族雕像的研究文献为例，来阐述这三种视角。西方学者关注雕像的什么方面？他们想得到什么？他们的分析框架是什么？他们所应用的方法的理论基点是什么？我所要思考的三种方法或范式可以概括为：风格方法，关注于形式和图案；文化主义的方法，集中于地方性意义和价值；后殖民方法，分析西方对芳族雕像的挪用。
一、赤道非洲的芳族雕塑
目前，在西赤道非洲，居住着约一百万人口，口操班图语，他们就是通常所说的芳族。现今在非洲的三个国家能看到芳族人：南卡麦隆、赤道几内亚和西北加蓬。他们是晚近才迁到非洲中西部的这些地区的。根据他们的口头传统，芳族起源于他们现今栖居地东北处的草原地区。他们刀耕火种，逐渐迁移到了西南方向的热带雨林里。直至20世纪早期，他们才有可能到达大西洋沿岸。彼时，大西洋海岸已经吸引了大批西方人——商人、猎人、探险者、反奴隶活动者、传教士以及最后到来的殖民者。
19世纪下半叶，芳族出现在了西方人的文献中，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旅行家沿着海岸进入了赤道雨林，提及他们遇到了芳族人。在有关芳族人的风言风语中，他们被视为食人族，以好勇斗狠出名，总之，许多西方人对芳族人从来就没有好印象。
直至19世纪末期，芳族面具和雕像首次进入欧洲，尤其是法国。20世纪早期，芳族面具和图形引起了如今被归入现代先锋派之列的法国艺术家的注意，并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这些谦逊的艺术家，尽管创作上受到非洲雕像的形式特征的启发，但似乎很少关心这些物品在其原初环境中的意义和功能，也很少关心它们的制作者。
迄至今日，芳族面具的社会文化语境仍然研究得不够，不过在20世纪早期，人们已经知道芳族雕像是用于祖先崇拜的。简而言之，芳族的男性和女性雕像名为beyima birei（“祖先崇拜人物”），用来保护盛在树皮制成的圆桶里的祖先的头颅和骨头。这些人物同样被视为圣骨盒的保护者。圣骨盒置于祖先崇拜的头领的居室一角，通过形象化的方式与那些人物关联了起来，
二、比例和结构细节：对芳族雕像的风格研究[3]
芳族雕像是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佩鲁瓦（Louis Perrois）终生研究的主题。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