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与人类学的对象[1]
（荷兰）马利特·威斯特曼（Mari ët Westermann）文 李修建译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术》2013年第1期）
摘要：艺术史与人类学出于不同的方法论需要走在了一起。艺术史的人类学转向，似乎具有一种暂时性，人类学却长期研究并争论艺术及其在文化中的地位。艺术史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作者对此进行了重点探讨，并提出审美反应是一件艺术品最具决定性的性质。作者认为，艺术史与人类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与这两门学科研究者怎样使艺术品为其所用有关。就学科史而言，这两门学科在初期都非常关注艺术品，二十世纪早期，目的论的进化论遭到艺术史和人类学界的攻诘。这引起了艺术人类学的民族志转向。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艺术研究处于人类学的边缘，基本上被限定于博厄斯传统的民族志图谱之内。作者还以简•斯蒂恩的一幅庆祝生日的大幅油画为例，通过人类学的解读，分析了艺术史和人类学的差异与融合。
关键词：艺术史；人类学；研究对象；方法论；
作者简介：马利特•威斯特曼（Mariët Westermann），荷兰学者，现为美国纽约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荷兰绘画史。
译者简介：李修建（1980—），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美学和艺术人类学。
2003年4月，我们召开了以“艺术人类学”为主题的克拉克研讨会，艺术史家与人类学家在此共聚一堂，他们或以独特的历史研究或文化研究，或通过对方法的考查，探究艺术史与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的互通与差异。无论对于会场内外，此次集会都是机会难得，这成为该会议的一大亮点。纵观其学科史，尽管艺术史与人类学总是时有关联，但是它们却绝少像此次会议这样，在学科内部与跨学科之间，就它们的学科依据、学科规约与学科边界展开持续的交流。[2]而今，每个学科都在翘首环顾，寻求言说艺术的独特的文化路径，寻求将艺术理解为跨文化与超历史的人类活动的可能性，在此历史时机下，这本经过编辑的会议论文集，希望能够开辟新的交流渠道。
参会的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家分属相当不同的流派，本文对研讨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介绍，概述了艺术史与人类学的些许交融、差异与互补。本书所收论文以更为明确的话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或详或略的研究。他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结合，表明了人类学家与艺术史家是如何互通有无，寻求共同的关注点并增强交流的。
一、艺术史——人类学——视觉人类学
首先需要指出，艺术史与人类学的互相关注，是出于相当不同的方法论需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艺术史对自身有着明确的认知，它不仅放眼过去，还将目光投向外围，以看清它的学科目的。它关注过许多领域，包括：十九世纪艺术史的起源；文化史与新历史主义建构的社会艺术史；采用现象学以免陷入乏味的形式主义以及文本决定论的漩涡；后殖民主义所揭露的人文学科在结构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最终它找到了人类学与民族志学。[3]艺术史走向人类学，是当代艺术与艺术批评的一个反映。[4]艺术史的人类学转向，似乎具有一种临时性和直觉性，尤其是对于西方、伊斯兰与亚洲的艺术史家而言。
在对非洲、前哥伦比亚地区、早期美洲以及大洋洲艺术的研究中，田野调查与理论框架通常与人类学的民族志实践一并使用。那些领域的许多艺术史家和人类学家曾对他们的学科地位冥思苦想，这很好地体现在了此次会议上。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 以现象学的方法研究雍古（ Yolngu）艺术；萨拉·布雷特-史密斯（Sarah Brett-Smith） 将巴马纳“泥浆衣”（mudcloth）上的图案作为女性知识模型的载体；史蒂夫·博格特（ Steve Bourget）以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