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域下的文化美学——张法美学研究评析
李修建[1]
张法先生在国内美学界享有盛誉。他天性内敛，不善交游，虽说谦逊随和，却也不懂曲意奉人。如此性情，无论身居何处，都怕很难“吃得开”。于是，他的令名，便纯然源自学问本身。每当谈及学术，或是步入课堂，他便一改燕居时的木讷少言，变得目运精光，雄辩滔滔起来。其人对学术的一往而有深情，于此可见。
以此样心性，加之勤勉异常，张法先生孜孜于美学研究三十年，广泛涉猎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中西比较美学、佛教艺术、艺术学等诸多领域，出版成果以数十册计，早已著作等身。虽称得上功成名就，犹能精进不已，勤思丰产，时有论著面世，且多所创建。浅薄如我，来对张法先生的学问评头论足，诚为“则吾岂敢”了。不过，张法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和他平日多有接触，所以，这里结合自己对张法先生的了解，对他的学术研究谈一点看法，希望能对把握他的学术思想提供一点助益。
本文想就四个方面来谈，第一部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谈一下作为50后学者的张法的学术历程及其治学特点；第二至第四部分选取张法最具代表性的三部著作，对其学术思想加以简要分析。
一、作为50后学者的张法
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三次美学热潮，一是二三十年代，二是五六十年代，三是80年代。有人认为这三次美学热造就了三代美学家，第一代以朱光潜为代表，第二代以李泽厚为代表，第三代是当今活跃着的美学研究者。[2]这种分法不无道理，不过失之过简。比如，王国维、蔡元培那一代学者是否应该纳入？朱光潜之后、李泽厚之前的学者，即出生于20世纪初年至20年代的学者，应当归为第几代？李泽厚之后，出生于20世纪三十四年代的学者，又当列为第几代？这些问题值得讨论，并且未必能够达成一致意见。本文无意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而是想从代际入手，对50后学者的人生际遇、知识结构、治学取向等问题略作探讨，以期对张法的学术有更好把握。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性。不过，在当代人群中，50后似乎显得尤为特殊。他们生逢文革，在本该接受高中或大学教育的时候，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这段农村生活经历，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或许能够积累宝贵的乡土生活经验，对于社会人生有更真切地体验，事实上，这段人生经历确也成为50后作家日后创作的最主要的一大资源。不过，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段经历却不能说是一种幸运了。学术研究是一种知识累进的工作，如果不具备基础的知识体系，如果没有精力踏踏实实地做冷板凳，并且能够接触到必需的研究资料，则很难从事。当然，教育的空白并不意味着知识撷取的停滞，彼时，对于求知欲正盛的年轻人来说，书籍是一种极大的慰藉，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搞到手的一切书籍。50后的这段阅读史，值得好好研究。如果说有什么特点，或许可以“杂”字概括。“杂”的坏处，在于缺少系统性，不精不纯，“杂”的好处，在于不囿于一端，能通能变。当代活跃的诸多50后学者，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与其早年的阅读经历不无关系。与张法同岁的北大学者陈平原，在谈及自己文革期间的读书经历时说，由于无人指导，“严重限制了我的知识结构。惟一的好处是，既然没有教，那就乱翻书，于是养成了读杂书的习惯。比起日后众多训练精良的学者，我的惟一优势，就是不太受现在学科边界的限制，也不理会什么古代、现代的隔阂，或者文学、史学的分野。当年求知若渴，拿到什么读什么，好书坏书我都能消化，这种阅读趣味，自然不同于科班训练出来的。”[3]陈平原的阅读经历，有相当的代表性。恢复高考之后，七七、七八两届学生之中，50后占据绝大多数。他们处于一个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