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
毛巧晖
中文摘要：民族志研究是目前艺术人类学所采用的核心方法，也是该学科的基石。它向延续西方传统艺术理论的中国艺术研究提出了有力挑战，为艺术研究的转型提供了理路。但在本土化选择、方法创新，以及与传统理论话语的对话等层面也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　　民族志　　学科建构
　　一
近年，艺术人类学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越来越多拥有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美学背景的学者参与到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实践中，他们的努力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推动了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虽然研究方向各不相同，但大家都怀着共同的希冀：艺术人类学可以给当下的学界带来新的启迪，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学术增长点，并且，艺术人类学极可能对我国的艺术学研究做出令人欣喜的贡献。怀着这样的信念，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学科建制的步伐，以求能够从体制方面为它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保证。国内一些著名的大学与研究院业已完成了对它的学科建制，艺术人类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获得了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合法身份。
但是，这种身份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受人置疑。黄泽的判断比较准确地描绘出当前国内艺术人类学的现状：“迄今为止，艺术人类学研究在中国尚未形成体系，也许雏形都还算不上，仅仅是一些学者在‘艺术人类学’的名称之下进行着各自的探讨，这种探讨的跨学科成分较大，大多是借用人类学的部分理论，对局部艺术现象进行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1]
究其原因，则是艺术人类学自身的归属问题尚未得到合理解决，它或被认为与文艺学、艺术学相关，或被认为归属于人类学，交叉学科先天具有的归属难题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不同学术背景的介入，一方面拓展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空间，使其呈现出较大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模糊了它的研究理路，阻碍了研究范式的确立。无论承认与否，探索与尝试仍是当前研究者们所采用的主要研究策略。也就是说，艺术人类学仅是一面旗帜，一个总体的方向。学者们之所以能够在“艺术人类学”这一名称之下进行研究，是因为大家对它有两个基本的共识：一是就研究对象而言，这是一门研究艺术的学科；二是它采用的研究方法，即人类学的方法。艺术人类学学科也建立在学界的这两个共识之上，在诸多自觉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眼中，艺术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视野及方法来研究艺术。[2]它的出现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自然分化。同时，也有一批从艺术学、美学转入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将之视为艺术学、美学的学科演进与范式转型。[3]
学科归属、学科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研究者的学术预设，这种预设包含着预期，很容易限定研究者的研究导向，研究目的、研究方向、价值取向等诸多前提皆因此而呈现不同的形态。学科归属的不确定性在拓展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的同时，也给它的发展带来了危险：艺术人类学究竟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各自为战的研究模式极可能使艺术人类学沦为又一顶方便的学术草帽，任何人都可以戴上它，当作自己学术取向的标签，在它流行之际炫人耳目。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即：艺术人类学只是一个虚构的概念，自身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它的出现纯粹是学问之外的学“术”事件，其合法性会随着所依附的外部条件而消失。不仅它的合法性受人置疑，甚至合法性问题本身也会为人诟病。
我们并不想为艺术人类学划定疆界，在任何科学研究面前，人为的疆界都将毫无意义。只想谨慎地指出，尚处于滥觞之际艺术人类学，不应该过度地纠结在学科定位的讨论中。无论相对于人类学，还是美学、艺术学，艺术人类学都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它应该拥有自己的研究范式。相对它有所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