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表演的历史任务及其文化逻辑分析
厉震林
《当代电影》2013年第6期
摘 要：在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的演变过程中，模糊表演有着自己的发展文脉，它基于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启蒙的呼应关系，在一种必然性及其题材、导演、演员互动的偶然性中，经历了本能阶段、主动阶段、提升阶段以及余脉阶段的内在变化历程。它在政治文化逻辑上对于“五四运动”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态度及其认识，也是面临着一个“难题”以及是否“选择”的“勇气”，表明了时代的规定性和局限性。随着启蒙运动的结束以及模糊表演自身的某些缺陷，模糊表演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逐渐转化为后来电影表演美学的深脉部位。模糊表演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表现，成为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气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电影史学上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模糊表演 发展文脉 历史任务 政治文化逻辑
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国电影表演观念中，模糊表演不仅是理论的形态，而且，还有实践的成果。它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当其他五彩缤纷甚至有些眼花缭乱的表演观念，大多是由理论家所提出的，而模糊表演则是由表演艺术家所首创的，并用自己的表演实践作了生动的注解。由于它与表演艺术家密切相联，而且，已有文本的表演内容注释，它已经构成了一种历史性。虽然表演艺术在思想形态上往往稍逊于其他人文科学，但是，模糊表演却以自己的实践哲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前沿部位，成为一种可以进行文化“考古”的观念系统。
在它的历史“通道”中，既有着必然性，也有着偶然性，必然性意味着电影发展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偶然性则是出于不同的机缘及其具体人等的倡导形态，而且，在它的“潜动机”中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文化逻辑，同时，也需要倡导人的“变法”勇气。何为模糊表演？倡导人之一刘子枫如此认为：“模糊表演是以清晰的指导思想, 表现出模糊的中性的感觉、状态、情绪、表情等, 以达到在观众中引起多含义、多层次的感受和联想, 决不是糊里糊涂地表演, 还是演员有意识的创造。为了达到模糊表演的效果, 我注意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想一想戏发展到这里, 我应当是什么感觉、什么情绪,二是想一想同一画面中, 别人会怎么演, 我要找出不同的演法来, 三是估计观众此刻会怎么想, 他们这样想, 我尽可能不这样演, 让他出乎意料, 让他感到难以言传却感受深刻。”[1]根据这一定义，模糊表演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的价值发现再度深化。在前新时期的中国文化变奏中，经历了从人的发现到心理深度再到文化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关于人的人文判断也从二元逻辑到多元逻辑再到人类学的逻辑的精神升级过程。当时，中国电影演员已多是表演知识分子，而不是如同“文革”以前的演员大多是根据自觉以及经验表演，他们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已经较为显著，而且，也有着激烈的文化冲动。他们也自然会与朦胧诗、新美术运动、探索话剧等其他艺术思潮保持同步，在一种寻找和共鸣的架构中，表现一种人类学意义的精神诉求，尤其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精神“微妙”之处，“都是力图从人的本位上探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 [2]
二是在表演观念的“众声喧哗”中，影戏表演美学的历史缺陷逐渐显露，“十七年电影表演中呈现了一种表演艺术上的终结感。狭隘的观念把电影表演艺术锁进了一个狭小的自我完善的封闭圈。” [3]如此的“终结感”，产生了“淡化表演”、“多信息的征兆性表演”、“现代表演观念”、“多层次表演&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