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赫茨菲尔德，生于1947年，英国籍，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1969年求学于牛津大学并获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1991年正式加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并担任该校皮博迪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欧洲民族学分馆馆长，也曾担任现代希腊学研究学会和欧洲人类学学会的主席。迄今为止，赫茨菲尔德共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100多篇。不少专著被纳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国际知名人类学系列。他的一些重要理论概念如“全球价值等级”（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和“社会诗学”（social poetics）等，被人类学界广泛引用和讨论。多年来，赫茨菲尔德用当地语言分别在希腊、意大利和泰国长期进行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民族学比较研究。1995年至1998年，他担任《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杂志主编，目前还是《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和 《人类学季刊》（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等数十种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探索人类是人类学者们不变的追寻。行走在异域土地上，人类学家往往通过田野工作记录下各个地域的社会文化生活。人类学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田野研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又有着怎样的价值？这些都是人类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当代人类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就当前人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人类学方法对其他社会学科的影响、“参与性人类学研究”（engaged anthropology）观的形成等进行了探讨。

以全球化视野研究人类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英美法三国在人类学研究方面关注的问题和提出的理论不尽相同，请您谈谈三国在人类学研究传统上的差异。基于人类学研究的差异，有学者质疑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上的一致性，您如何看待这种质疑？赫茨菲尔德：我认为三国人类学传统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各国文化传统有所差别且都希望有自己的研究特色，这对各自人类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到具体不同，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家仍坚持应进行大量的实地研究；尽管法国人类学界对田野研究相对轻视一些，但一些法国人类学家也投身其中，例如著名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但总体上，三个国家对人类学的研究是相互影响的，例如在20世纪的人类学研究中，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就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而他本人对英国牛津学派的影响也颇深。

我认为“一致性”并不重要，因为它与国家的文化传统关联甚小。学科的多样性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不应该被 “一致性”所桎梏。的确，英国人类学家强调社会结构和秩序，美国更强调文化符号和象征，但总的来说，英美法三国都很重视社会和文化。当今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人类学，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可以阅读多语种的文献，促进了人类学领域的交流。人类学已经超越了只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域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视野下的人类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人类学研究集中在异于本国文化的其他社会文化，而中国学者更关注本土文化，您如何看待这两种研究取向的不同？您本人与中国人类学者有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吗？

赫茨菲尔德：我认为中西方人类学研究的不同取向更多源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不同，但人类学发展方向是在不断演进的，因此现今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并不能代表未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我不是建议中国学者应放弃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而是希望他们能兼收并蓄，通过研究其他社会文化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