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惑的技术与技术的魅惑
【英】阿尔弗雷德·盖尔 文 关祎 译
内容提要：人类学研究回避且缺乏对艺术的研究，真正发展艺术人类学便必须要将之建立在方法论庸俗主义的基础之上。艺术应归属于技术体系之中，作为“制造之物”是它的基本特质，然而魅惑性又是技术实践活动过程所固有的特性，因而艺术品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魅惑性的技术过程的产物，且这种魅惑力要以一种“魔法理念”才能解读，与其说艺术品是一种物质存在，不如说它是一种工艺过程的展示。具有震慑对手作用的特洛布里恩群岛库拉圈的独木舟船头板便是个很好的例证。工艺技术的“难度性”使艺术品具有了价值和感染力，具体的来说，这种价值所指的不仅仅是将之占有的欲望、还指它所具有的基本物质特性。艺术品又是社会化的，它存在于社会过程之中，因而在像特洛布里恩群岛群岛这样的社会中，雕塑家并不是完全的原创者，而是要在其社会环境中进行创作。艺术品创作的技术过程与由其产生的社会关系之间，具有一种同源的关系。魔法与技术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二者都是寻求技术解决方案的途径，因而艺术家既是技师也是魔法师。特洛布里恩群岛的园艺活动便像是一场充满了技术活动与魔法活动的集体艺术创作。
关键词：魅惑，技术，魔法，艺术创作，社会过程
作者：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1945-1997）,英国人类学家，1998年出版的遗著《艺术与能动性》，对于艺术、语言、象征主义与仪式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译者：关祎，辽宁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关注西方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
方法论庸俗主义
有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当今社会人类学界、尤其是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界缺乏对艺术方面的研究。较之极为普遍的政治、仪式、交换等方面的研究，原始艺术研究被严重边缘化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对比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与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出现之前的情况时，此种现象更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研究潮流的变化，比如说，人类学家们忽然集体突发奇想，决定花更多时间去研究姑舅表婚，而不去研究席子、罐子或者雕刻等等。与之相对的，现代社会人类学研究对于艺术的忽视则是必然且有意而为之的了，因为社会人类学是从根本上排斥艺术的。这便引发了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论断：人类学——这样一个全世界公认的“好东西”如何能够排斥艺术——这样一个同样是全世界公认的“好东西”（甚至是“更好的东西”）呢？但恐怕这便是事实，因为这两样“好东西”的“好”是存在于具有根本差异性且相互冲突的标准之中的。
当我谈到社会人类学排斥艺术时，当然并不是指人类学的智慧旨在推翻国家美术馆并将其改建成停车场。我想说的是，国家美术馆、博物馆等所持有的这种热爱艺术的公众态度（审美敬畏应归属于宗教学）其实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除这一点以外，其他方面还是值得赞许的。
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了，除非我们是庸夫俗子，否则我们便必须认识到文化定义中的”艺术品”所具有的价值。这种美学主义的态度可以说是受文化制约的，纵然我们所说的”艺术品”可能是从许多不同文明中获取到的，这使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畅游在塔希提人的雕塑与布朗库西（Brancusi）[1]的雕塑之间。然而，尽管这种将我们自身置于艺术的语言表述之下的意愿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文化体验，但它却又是通往艺术人类学之路的绊脚石，因为艺术人类学的终极目的便是消解艺术，如同人类学的终极目的是消解宗教、政治、经济、亲属制度以及其他一切以社会思维作为表征的人类经验。
或许，我可以通过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