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证与学术自觉
——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李海云
艺术既是人类高层级的精神文化现象，又与凡常的世俗生活密不可分。以此为研究基点，新时期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日益蓬勃，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规模逐渐壮大。2013年10月25日至28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了“2013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承办，《民族艺术》杂志社协办。本次会议主题为“艺术人类学与文化遗产研究”，参会人数近200人，包括中、英、法、荷、日、新（加坡）等各国学者。会议提交论文148篇，分别从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理念、田野研究以及当下非遗实践反思等维度入手研究。众多学者的学科背景不一，使得这次会议具有了跨学科对话的性质。而关注当下现实社会实践，挖掘各地艺术个案的独特价值，强调艺术与整体性的生活与文化的相关性，重视国家政治、文化精英和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使这次会议显现出多个亮点。
一、以中外艺术人类学史为学术视野，梳理学科发展脉络，理清基本学术理念,成为与会学者的关注焦点。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走向田野的学术生涯》一文，结合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走向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倾向予以梳理和反思，阐述了该学科走向田野研究的必然性，以及艺术研究与人类学研究互动互补的可能性。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则在《人类学艺术研究对于人类学学科的价值与意义》一文中，指出艺术人类学目前存在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被搁置，另一方面是主流人类学家对艺术研究的疏远。他认为，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是对艺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怀，这是一个学科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必由之径。王永健（中国艺术研究院）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轨迹》一文，爬梳了艺术人类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资料翔实，旨在为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立此存照”，为后续研究提供便利。
有学者试图凭借艺术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对艺术基本问题发起挑战。向丽（云南大学）《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一文，集中讨论人类的“艺术制度”问题，认为“艺术制度”决定着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是“艺术”，并因此制约着艺术活动生产者和接受者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因此，艺术人类学不应回避艺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去理解艺术中的意识形态维度，而“艺术制度论”的提出恰好为一种新的“观看方式”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并将成为当今探究艺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支点。杨民康（中央音乐学院）《由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民族音乐学后现代转型之路——兼论当代音乐民族志的语境研究观》一文，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研究理念入手，发现民族音乐学在接受后现代理论的过程中，因受到人类学思维和方法的影响而体现出某些不同于哲学、美学领域的后现代思潮的个性化特点。他认为，赋予“音乐的本质”以更多的隐喻性即多样性、多义性和多层性的可解释途径，事实上是与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学术趋向有关的，这使得人们在以较为宽容、理性的态度来处理和面对各种音乐文化危机现象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化解了由彻底、极端的后现代怀疑论所带来的某些尖锐矛盾问题。
也有部分学者曲径通幽，试图通过跨文化比较对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建构有所推进。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艺术的重现：身心言之意绝而实通》一文，借助费孝通先生谈“技术与艺术”的思想，探讨“人类学的艺术担当”，认为艺术人类学应该以“开放性的交叉学科”的姿态积极融入中国既有的学术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