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008年我国音乐民族志论文研究述评
赵书峰
民族志（ethnography）学科的分类，有人认为它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即“描绘人类学。”它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景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长期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①]。音乐人类学家安东尼·西格先生在《音乐民族志》一文中，也谈到音乐民族志的界定问题。他认为，音乐民族志是如实记录对音乐人群的认识，它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演绎，而只需要假定对音乐进行描写是可能和值得的[②]。回望我国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它经历着从早期受中国传统文化志写作范式的影响，展开的对民族音乐事项进行整体性描述为主的民族音乐志[③]的产生（如沈洽的《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当务之急——修篡民族音乐志之必要与价值》载《中国音乐》1984年第3期、《民族音乐志的架构》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5年第3期、伍国栋的《白族音乐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到受西方人类学研究思潮影响下的对民族音乐文化事项既描述又阐释的二重性为主的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成熟（《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及杨民康的《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这样一个音乐民族志研究不断深入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写作风格及田野个案的研究方法，受到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观念的深刻影响（如吉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及马尔库斯为代表的“书写文化”的反思人类学），可以看出，学科的研究属性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语境的特点（如中国仪式音乐民族志学科范式的建立）。这一研究范式的逐步成熟和深化，初步勾勒出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发展的历时性轨迹。本文通过对近五年（2003-2008年）我国音乐民族志研究论文现状进行一番梳理、总结和述评，望引起学界思考。
一、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受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影响有了新的拓展
1.方法论研究方面,不再限于传统的音乐民族志学格式化的写作规范，以及具有集成性质的一般性描述方法（大多是浅描性质），而是将选取具体的个案研究，以即时的或在场的时空景观，带有一种别具有人情味的色彩，多数选择“深描”的叙事方法，在描述具体研究事项动态的展演的同时，兼具有阐释性的写作方法。
近几年中国音乐民族志的研究，走出了以往跨国界、跨文化的宏观性比较研究以及文化圈影响下音乐风格色彩区性质的中观研究的藩篱，进而转向一种以具体的个案作为研究支点，对其展开“宏观—微观”以及“主位—客位”两者相结合的互动性研究。如杨民康教授的《宏观与微观：音乐民族志研究规模的方法论取向及其历史发展》（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3期）一文，是一篇有关音乐民族志方法论研究的论文，作者论述了音乐民族志研究规模的“宏观—微观”方法论取向，进而结合国际视野中的音乐民族志的理论与实践过程，来审视学科研究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即早期（19世纪—1950s）：比较音乐学侧重宏观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该研究阶段主要欧洲早期的比较音乐学时期的以国际性乐器分类法为代表的宏观性研究为主。中期（1950s—1980s）：由宏观向微观的研究方法论转化的趋向；该阶段主要是东欧民俗音乐学的中观研究方法为主，特别是萨波奇的《旋律史》一书的研究所作的工作，为中国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音乐色彩区和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依据。后期（1980--）：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并存和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