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概念、源流与方法探析
——兼论我国框架理论研究的迷误
刘强
内容摘要：框架理论是戈夫曼在人类学家贝特森框架概念基础上创建的理论，近二十多年来已成为最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与范式，但现有的研究已经脱离戈夫曼的研究路径，导致“散乱的概念化”和“破裂的范式”。框架理论受到我国传播学界高度关注，但由于缺乏对原始文献解读与对国外研究现状的完整把握，我国的研究沿袭了美国的窠臼，并将“框架化”（Framing）误译为“架构”或“构型化”，造成了新的理论混乱。本文从梳理从贝特森到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文献入手，剖析了美国框架理论研究的阙失，提出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是基于人类学视角，以象征互动论为基础，将隐喻作为情境定义来分析人类传播现象的理论建构，为框架理论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关键词：框架理论 隐喻 框架化人类学方法 情境定义
一．框架理论的渊源与中国研究的阙失
框架理论又称框架分析，是近20年来美国传播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被认为是定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认知语言学等领域，形成了多维视野的研究态势，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框架理论1990年代传入中国后，传播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国际传播学会（ICA）和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对2014年两大国际传播学年会论文统计显示，分别有49篇和42篇论文标题中含有“框架”内容。框架理论之热由此可见一斑。
框架理论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研究范式，最初发端于人类学和社会学，逐步渗透到传播学领域并发展为主流理论。随着框架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框架概念泛化和滥用的现象，给这一领域研究带来了很大困扰。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陈阳引述资料显示：通过对2001年1月至2004年5月6种主流英文传播学期刊论文检索发现，“自21世纪以来，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广泛的理论是一个传播学经常碰到、然而其概念却相当模糊的理论——框架分析。”［1］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潘忠党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架构分析（Framinganalysis）都是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自从美国政治学家恩特曼（Etman，1993）将其概括为‘破裂的范式’（fracturedparadigm）之后，不少学者都试图整合文献，以提出一个‘架构分析理论’。但是，这些努力至今成效甚微，乃至有人说（D’Angelo,2002），架构分析其实是个多范式的研究课题（researchprogram），理论和方法的多元是其应有特征。”［2］
框架理论是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借用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Bateson）《游戏与幻觉理论》中“框架”概念，在《框架分析》中创立的理论。他系统地阐发了基于人类学视角的人际互动的传播分析理论与方法，提出了由主体认知和传播环境等多重因素构成的“框架”决定了传播意义的生成。这一理论显然受到了贝特森框架概念的启发，同时接受了社会学象征互动论的影响。虽然戈夫曼原本并非有意于从传播学角度来阐发传播过程中受众与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这一方法明显带有象征互动论的痕迹，给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启迪。
“框架”在戈夫曼理论中具有基模或范式的涵义，它切合了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科学走向整合、期待理论创新和构建新的研究范式的趋势。范式研究是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创立的研究方法，其本质就是一种模式或模型。这与以实证方法与模型建构为特征的传播学具有高度吻合性。“框架”在英文中本身就有整合的涵义，与传播学的开放性的理论建构特质非常相似。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恰好触及到了被大众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