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1]
[荷]范丹姆文，李修建译
摘要：艺术人类学的知识史还未被书写。这一历史大有意义，因为学科史意在于对学科进行反思，反思其假设、概念、目标、问题和方法，当代研究者亦会从中获得教益。本文意在考察艺术人类学早期的理论定位，彼时，对传统社会中的饰物加以解释，扮演了重要角色。19世纪后半期，欧洲人类学家主要着眼于饰物本身，因为它们可在欧洲民族学博物馆中找到。20世纪前后，人类学家开始进行地方研究或田野调查，这一研究方式随之发生改变。从博物馆到田野的变更，意味着在对饰物进行阐释时，人类学家原则上亦需依据当地生产者和使用者提供的信息。本文探讨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即对西伯利亚东南部黑龙江地区的饰物的人类学研究，并且追问：博物馆人类学家是如何进行饰物研究的？田野人类学家在面对同样的饰物时，是如何应对由地方调查所带来的新方法论的可能性的？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史，艺术研究方法论，西伯利亚艺术，装饰研究，
作 者：范丹姆（Wilfried van Damme），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荷兰蒂尔堡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译者：李修建，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大多数学科或分支学科，皆有对自身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学者们研究其知识背景、理论基础，考察其发展历程。他们记录并分析其基本概念的流变，详述那些时常隐而不彰的理论预设，批判性地考察其研究路径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学者们还会追踪在其学科史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或富有启发性的失败，记载其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和交往等等。不过，就艺术人类学而言，指的是对小型社会、传统的无文字社会的视觉艺术的研究，学者们极少记载并反思其学术史，至少在西方是如此。本文意在通过对早期艺术人类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进展的理论维度的探讨，对此进行纠偏补弊。这一进展关注的是20世纪前后，以收集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转向以当地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本文将对从博物馆到田野的转变中，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变予以特别关注。本文将指出，这一转变实际上包括了几组密切相关的理论转换——信息来源，由客体变成主体；主导解释者，由善于分析的局外人变成知识渊博的局内人；研究兴趣，由关注过去和历史过程变成关注当下和文化整体。本文除了强调这一转变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还将提出，这一转变并非呈现了一种激进的“范式转换”，19世纪的问题和方法是逐渐淡出的，田野工作，以及某些问题和方法论，最终代表了20世纪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通过在历史语境中分析这些理论话题，我不仅为了作一编年史的记录和分析，对艺术人类学的假设、概念、目标、问题和方法论等学术史进行思考[2]，我还希望提升学术敏感性，尤其是究竟何为艺术人类学的持久而基础的问题的探讨，或对视觉艺术进行任何研究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具有美感的对象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应该选择哪些最佳的方法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的个案研究关注的是处于变迁中的理论立场，从东南西伯利亚的几何化和风格化的图案中，大家可以看到早期人类学的解释。之所以选取这一个案，不仅因为它代表了本文所讨论的转变，还由于它关联起了西方艺术人类学和东亚文化的研究。这一讨论提出了德国学者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他关于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黑龙江下游地区装饰艺术的研究专著中所作的理论论述。劳费尔在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于1902年出版了这一著作，他在书中批判了海因利希•舒尔兹（Heinrich Schurtz）此前数年发表的相关论著。舒尔兹是一位德国“摇椅人类学家”，他的研究代表了早期艺术人类学的方法。所以，在转向劳费尔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舒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