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的人间所指
纳日碧力戈
（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贵州贵阳550018；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上海200433）
摘要:汉藏佛教艺术中蕴藏着国民素质教育的宝贵资源，值得深入发掘和利用。费孝通教授晚年指出，人富了之后需要追求文艺，中国需要从科技兴国转向文艺兴国，这是有道理的。美与善的神韵，以建筑、图像和雕塑的形式，形成光光交彻、物物相指的“生命场”，不仅可以开启民智，推动创新，还可以促发感悟，自觉忘我。汉藏佛教艺术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种见，以千灯互照的心态，对待民族共生的现实。从“形物”升华“精神”，以“精神”返指“形物”，这是象似、标指、象征的大圆融，是万物共生、万象互构的大千世界。
关键词：汉藏佛教;多族共建;三元交融;万物共生
一、汉藏佛艺，多族共建
中国佛教艺术西来，与汉藏本土文化汇合，借西夏、蒙古等政权之力，形成兼容和交融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青川藏边界地区的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摩崖或石雕造像，其藏汉文榜题反映文成公主入藏途中建寺奉佛的传说，呼应藏文史书记载及民间传说叙述，形成整个藏族聚居区东部特有的“文成公主情结式”汉藏文化氛围，“纪录着唐蕃时期这一地区汉藏文化交流的胜景”。[1]一方面，西藏艺术与印度、尤其是与后期尼泊尔艺术有关联，受到它们的影响；另一方面，自公元7世纪，东渐的藏传佛教艺术与汉地艺术互相借鉴，形成了一种“汉藏艺术风格”。[1]取道中国北方传入的佛教艺术，在洞窟建筑型制上部分运用了中国形式，而在石窟造像（彩塑）和绘画方面却保持了西域风格，造像用印度和西域风格，绘画用“天竺法”（“凹凸法”）。①当然，汉藏佛教艺术是超越政治疆界的美韵形式，其造就者、融和者、弘扬者、欣赏者和感悟者，并不限于哪一个国度，也不限于哪一个疆界，尤其不限于那些资本主义化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即便是汉藏佛教艺术，也离不开“多族共建”，西夏人的贡献尤其突出：藏传艺术在西夏的传播是西藏艺术真正意义上的东传。这次传播在藏传绘画史乃至整个中国美术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西夏人凭借他们对儒家文化的领悟和对汉地文明的精深见解、对佛教艺术的高度虔诚将藏传美术与汉地艺术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架起西藏艺术进入中原的桥梁，拉开了元代汉藏艺术空前规模交流的序幕。西夏人也是我国文化史上少见的能吃透回鹘藏汉等多民族文化意蕴的农耕兼游牧部族，西夏人创造了印刷史上最早的泥印刷活字，从回鹘人那里学到了藏传佛教旧派（宁玛派）教法。西夏继承了唐宋雕版印刷术，刻印的版画保留了很多早期汉藏佛教艺术风格的作品：飞动流畅的衣纹线条、画面构图疏密恰当的对比，技艺超群，用线可见自吴道子至李公麟的笔法，神佛菩萨的形象又见早期卫藏波罗艺术的图像特征，是中国版画史上少见的精品。西夏留存的藏传艺术作品承继了吐蕃艺术在敦煌传播的余脉，吸收了河西走廊甘州回鹘对藏传佛教旧派美术和噶举、萨迦代表的新卫藏波罗样式，创造出一种融合汉藏等多民族造型元素的西夏样式。[1]
无论藏族佛教艺术，还是汉族佛教艺术，大多只是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风格，要说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容易。汉藏艺术之间存在许多过渡，由无数地方化的痕迹。不仅如此，还有诸如西夏等艺术风格叠压在一起，让汉藏佛教艺术更加绚丽多彩。
元代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北京、西北的甘肃、宁夏和江南的苏杭等几个地区。这些地区今天都留下了珍贵的造像实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尊藏式金铜佛像，像座上署有具体汉文年款和造像者姓名，而且都是从左至右倒书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