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崇拜与父性崇拜
——中西方异质文化范型溯源
仪平策
在世界审美文化格局中，中西审美文化是双峰并峙各有千秋的两大异质文化范型。这在学术界已没有多少异议了。然而仅仅作出这种差异性判断和描述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一种探本溯源的追问式研究：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判然分明的审美文化差异？应该说，这是比较审美文化学所面临的一个更深层、更切要的话题。这一话题可以从多侧面、多角度地切入。这里我想着重提出“母性崇拜”与“父性崇拜”这两个概念，希望从文化阐释学的视角，通过对这两个概念意涵的深度分析，对中西方异质审美文化范型得以形成的历史渊源作一追溯和解说。
（一）
所谓“母性崇拜”与“父性崇拜”，在这里不完全是宗教意义上的术语，也不等同于精神分析学中的类似概念。它们大致可视为一种文化本体范畴，具体地说，是关于文化始源、根柢、依据、归属等等的一种人类学表征，是关于最崇高、最伟大、最神圣的事物的一种永恒喻体，是特定民族所普遍趋同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隶属感和虔敬感。“母性崇拜”在中国算得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情结，而在西方，“父性崇拜“则可谓是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
众所周知，大凡歌颂、赞美最神圣、最伟大、最崇高的事物，中国人总习惯于把它比作“母亲”，如祖国是母亲、大地是母亲、人民是母亲、故乡是母亲、党是母亲等等；有时称生身活命的黑土地是“黑黑的嫂子”，其实也是传统中的“以嫂比母”。在这种神圣的比喻中，“父亲”是极少出现的，或者是缄默无语、模糊不清的等等。由“啊，……母亲！”这种直到今天仍鲜活感人、回荡反复的表情句式，我们便非常直观切近地体验到了一种绵延古今的“母性崇拜”的文化情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几千年的父权社会中，母性崇拜这种在起源上较为古老原始的文化情结非但没有被遮蔽被驱除，而且已成为中国审美文化话语中核心的和主体的部分。比如“神圣”作为表述崇敬、仰拜等极致性、审美性情感的一个词汇，在传统话语中却常常指涉于“人母”而非“人父”。《说文》曰：“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关于那位抟士造人的大母神女娲，《说文》释曰：“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但古文献中鲜见“神圣人父”之说。这种在父权社会语境中以母性为神圣的观念，应当是耐人寻味的。它实际上正反映了一种悠久深沉的“母性崇拜”的历史文化情结。
西方则不同。虽然也有大地母亲的观念，但西方人心目中最崇高、最伟大、最神圣的事物的象征，却是“父亲”。比如在古典时代，至高无上的宙斯是“众神与世人之父”；给人类带来火种的殉道者普罗米修斯是“人类之父”，总之，“造物主即父亲”(柏拉图)。在基督教文化中，万能的上帝是创造万物，包括创造圣子和圣灵的“圣父”；上帝派往人间代他说话的特使叫“神父”，神学上的权威叫“教父”，神父、教父的上司叫“教皇”；“教皇”一词，系自拉丁文pappas译出，源于希腊文pap—pas，意为“爸爸”。罗素说：“在古代文化中，父亲就是上帝，而在基督教中，上帝则是神父。”①在这种近乎狂热的父性崇拜中，“母性”隐匿了，退场了，或者说，被取代了。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父宙斯曾被尊为丰产之神，长着一对丰乳——他将属于母性的器官和功能攫为已有。基督教中的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