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崇拜与审美文化
——中国美学溯源研究述略
仪平策
当代人类学研究认为，文化具有某种人格气质。它往往选择一种气质或融合几种相关的气质，并把这种选择“专断”地揉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在学术和艺术领域表现尤为突出。①这种文化气质论给我们的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照。如果我们的视野从“美学”扩延至“审美文化”范畴，并且假定中国审美文化具有某种特殊气质，那么对这种气质的类型、构造、成因、背景等等的探究和识别，无疑会拓展出一种新的学术疆域，即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从目前偏于对其“已成”形态、特征和轨迹(即“流”)的辨析与描述，转换为对其深层的文化“母语”(即“源”)的追问与阐释。显然，这样一种溯源性的研究是极富魅力也很有意义的。
（一）
从总体上看，特别是同西方相比较，中国审美文化的气质特征大致可用“女性化”来描述。对此，我们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辨认和说明。
其一，在审美文化的理想形态上，同西方较多阳刚和崇高之象相比，中国更显著的特征是偏于阴柔或优美。当然，中国也强调刚柔并济，但总的看是以“柔”见胜。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与道家“守雌致柔”的学说，筑成这一阴柔文化之“语境”。如果说汉唐之际，在总体阴柔的基础上还能见出某种阳刚之象，那么中唐以后则分明是专于阴柔了。这就直接显露了中国审美文化偏于女性化的气质特征，因为无论从自然的还是历史的角度看，阳刚与男性，阴柔与女性，或如康德所说，优美与女性，崇高与男性都是呈对应关系的。
其二，在审美文化的结构模态上，如果说西方表现出鲜明的二元对立之色彩，那么中国则具有较突出的中和守一之特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明确指出，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是父权制的产物，它根源于男／女对立，通过这种对立形成的“女性缄默”秩序来肯定和强化一种男性(菲勒斯，Phallus)中心主义话语。应当说，这一批评是深刻的，同时也说明西方审美文化传统是“男性化”的；而反对二元对立，强调建立一种男与女、神与人、天使与肉体和谐共存的世界，则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纲领和目标。①这也似乎意味着，女性更倾向于中和守一的理想。现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男女在运用左右脑上有所不同。男性是将左右脑分开来处理不同问题，而女性则“用左右脑集中解决一个问题。”②这表明，中国审美文化更追求中庸和谐，与它的“女性化”气质是不无联系的。
其三，在作为审美文化之范型的艺术观念上，西方大致是主智论传统，强调艺术对客体的逼真摹仿、写实和再现；而中国则偏重于主情论模式，讲究艺术应重在表抒主体的情志、情味、情趣等。虽然男女在理智与情感倾向上的分别不是绝对的，但男性主智，女性重情也为一般心理学所认可。西方艺术主智，早已为女性主义批评运动指摘为“男性权益的同谋”，亦即其文化气质是男性化的；而中国艺术主情，则以其对情感心理体味和表达的敏感性、细致性、显露出较浓厚的女性化气息。
其四，在审美文化的思维形式、理论形态上，西方更讲究理性思维、逻辑推论和概念抽象，而中国则注重实际经验、感性直觉和体验品味，中国美学思想多见于对具体审美活动、艺术活动的感悟、评点、随想等。这种一偏于逻辑抽象，一偏于经验直观的特点，按照心理学、人类学的通常看法，也大致可以认出西方偏于男性化，中国偏于女性化的气质类型差异。
对于以上问题虽然还不能一概而论，但中西美学通过比较所体现出的不同偏向又是明显的。如果这点是成立的，那么进一步的追问就会是，中国审美文化总体上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