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审美文化人类学
仪平策

我们在日常审美活动或审美文化研究中，会遇到这样一类问题（我们姑且称作问题1），如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世界各民族关于美、审美和艺术是怎样看的，怎样表述的，它们之间有无不同，有哪些不同？人类的美学思想、艺术意识是如何发展的，其间的历史轨迹和演变趋向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直接呈现在审美文化之“显性”层面、文本层面、事象层面、历史层面的问题，都是美学、文艺学、比较美学、美学史或审美文化学（史）等学科需要而且可以直接作出阐述和解答的问题。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人们已经做了很多，而且也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经典性的学术成果。这一点有目共睹，毋庸赘言。
不过还有另一类问题（我们姑且称作问题2），这就是对“问题1”再作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的进一步提问。比如我们发现在人类的史前审美文化中，西方多出土洞穴壁画和人体雕塑，而我国则多出土彩陶画和岩画；西方多画的是大动物（如野牛、野马、猛犸、牝鹿等等），而我国则多画的是小动物（如鸟、鱼、蛇、蛙等等），对诸如此类的差异，我们在艺术史、审美文化史等学科中都进行了概括和描述，但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这些差异得以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依据（基因）何在？这些动物形象画的“原始意蕴”到底是什么？等等，这就不是一般的艺术史、审美文化史所要和所能解决的了。又比如，在一般美学史、审美文化史研究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概括和表述：在审美思维形式上，西方美学的传统是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美学则是经验的、直觉的、体悟的；在审美感受和艺术方式上，西方的传统是偏重向外的、认知的、摹拟的、写实的，而中国则是偏重向内的、体验的、表情的、写意的；在审美把握形态上，西方有较多的对立色彩、冲突因素、崇高气象，而中国则更多一些和谐的、阴柔的、优美的趣味，如此等等。但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想对这些审美文化差异形成的最终根源作一种刨根问底式的追究，那就不是一般美学史、审美文化史力所能及的了。当然类似的问题（从宏观到微观）还很多，兹不一一。应当说，对这类已经逐渐浮出“水面”的深层次话题（问题2），现有的一般美学研究并没有、而且也难以给予充分的、深入的关注。毫无疑问，它需要某种新的学术视域、新的研究方法、新的学科形态来加以阐释和解答。于是，审美文化人类学的建设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美学研究势在必然的前沿性课题。那么，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
审美文化人类学是一门什么学科？
我们知道，美学研究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美学指的是一种思辩形态、理论形态的美学，它是有由一系列美学概念、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推演过程所构成的思想知识体系，分一般（普通）美学和部门美学两大类。广义美学则除美学理论外，还包括美学思想史、审美批评史、文艺发展史、审美风尚史以及环境美学、服装美学、技术美学、工艺美学、旅游美学等等方面的研究。广义美学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审美文化学。这可能与时下的有些说法不太一样。有学者将审美文化限定在人类感性现实的审美活动这一方面，特别把审美文化与所谓大众文化、消费文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之类感性形态的文化事象等量齐观，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从学术功能上说，这一看法对审美文化的健康发展可能还是极为有害的。实际上，人类任何感性的和理性的文化创造活动，都可以视为包含着审美文化创造的一种活动，也都是（至少部分是）一种审美文化成果。审美文化既体现为具体的感性的审美事象、审美活动，也体现为普遍的理性的美学话语、美学思想；后者以思维的、概念的形式表达了人类特定民族和时代的审美意识与理想，这种审美意识和理想与感性的审美事象、审美活动所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