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0多年前的《努尔人》还多少有点“侍女”的容颜，但是，以现在的“审美趣味”观之，其内在的气质是很丰富的。
《努尔人》的主题是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政治制度，但是，其内容却被分为了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两部分。对此，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明确地提到：“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3）。然而，与生态决定论者不同，他对生态因素的考虑是非常审慎的：“社会制度是生态学系统内的一个系统，它一部分依赖着生态学系统，一部分依靠自身而存在”（同上，页114）。表面上看，这种区分势必造成两者之间理论上的紧张关系，但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并不执著于生态环境特征本身对社会关系的限定和影响，而是同时关注努尔人为其生态学关系所赋予的价值对理解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由此他引入了时间和空间的探讨，并将其看作是沟通书中两部分之间的桥。
在“桥”的一边，埃文思-普里查德首先考察了努尔人对牛的兴趣。尽管他们也耕种、渔猎和采集，但仍然在内心深处对牧民的身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不仅靠牛来获取许多生活必需品，还以牧民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同上，页20）。牛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他们的文化与社会财富。从取名到成丁礼、从日常用语到与异族之间的关系，牛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们在维持生计的意义上寄生于牛，更在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上与牛须臾不分：“把所有的社会过程和关系都用牛来界定”（同上，页25）。努尔人过的是一种牛日子。对牛的重视反映出努尔人简单的物质文化，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人群是高度依赖于环境的。努尔人所居之地的地貌和气候特征等所构成的环境系统，与他们对牛的兴趣相结合，要求他们一年之中必须随着旱季与湿季的流转，在牛营和村落之间迁徙。在这样的生活中，努尔人处于食物缺乏、技术落后和贸易空白的境地，从而使较小的地方性群体的成员直接相互依赖，并倾向于形成经济性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具有政治价值的居所性单位；相同的条件和迁徙的生活方式则使在远大于村落的区域内生活的人们之间形成一种间接的依赖关系，并迫使他们接受一种政治性的惯例（同上，页113）。在“桥”的另一边，埃文思-普里查德阐述了这种比村落社区更大的地域性裂变支之间的结构关系，并阐述了与之相关的宗族制度和年龄组制度。
对这三种制度的阐述本身已经成为后来者津津乐道的人类学经典，这里不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努尔人的宗族制度和其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的话，那么，年龄组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并不存在“正向结构对应关系”（positive structural correspondence），从而其位列书中的合法性是颇可质疑的。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年龄组制度是以部落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并在尼罗河畔的部落中是普遍存在的，因而仍然和政治制度存在着对应性。但是，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努尔人》并不象先前的民族志著作那样以杂乱的方式记录所观察到的资料，在其通俗而优美的英文背后，潜藏的是埃文思-普里查德用以统领事实材料的理论（同上，页303）。这个理论才是解释政治制度和年龄组制度之间联合（combination）关系的关键，也是理解努尔人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裂变制度之间关系的关键。而该书的理论根基是在“桥”中奠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桥”沟通了两边，不如说两边汇聚于“桥”。同时，埃文思-普里查德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论述本身也极具理论内涵，较之于裂变制度，它对“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重要程度，或许是更为根本性的，无论是在理论的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