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 高宣扬
举世闻名的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已于2009年10月30日晚与世长辞。这位经历整整一个世纪漫长岁月的文化巨匠，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强烈而持续地影响着法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他的骤然离世，使法国学术界和思想界蒙受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列维-施特劳斯200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60周年成立大会上
早在今年初在巴黎度寒假的时候，我就已经由先生的秘书获知先生不幸摔倒的消息，但当时我们均对他的身体健康甚为乐观，因为在2008年11月为他举办的百岁华诞时，他仍然健在，精神抖擞，我们相信他会继续像往常那样神情从容自适，并由衷期望在2009年11月28日的101岁生日时，能够有机会为他祝寿。不料在2009年万圣节前夕，先生安然离我们远去，使我们垂涕相对，悲痛欲绝。
我近30多年留学和移居法国期间，曾连续多年跟随大师的研讨会，聆听学术演讲，并有幸两次受邀在先生私人公馆与其家人共进晚餐，多次亲临其法兰西学院研究室和工作室，目睹先生仪态从容大度，资禀宏伟，雍穆尔雅，颖悟绝伦。 一 我与结构主义的‘初恋’
从1978年我离开中国开始，便以最大的热情和注意力关注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这首先要感激武汉大学的江天骥教授，因为他于1978年初春暂住我在北京三里屯的寓所时，曾经启示和指导我探索结构主义。1978年3月我到香港后，立即充分利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向我提供的方便条件，精心阅读和研究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两卷本。列维-施特劳斯的思想和文风，点燃了我的求知和探索的激情，使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毅力，冲破文化革命十年期间忍痛受困的思想牢笼，仅以6个月时间，就在香港撰写和出版了15万字的《结构主义概说》。
高宣扬与列维-施特劳斯合影
当时，在阅读和研究结构主义的半年当中，我好像受到了脱胎换骨的精神洗礼一样，使我“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结构主义也成为我更深入认识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重要理论中介，使我义无反顾地决心前往西方思想前沿阵地巴黎。 二 巴黎初遇大师
1978年底，我在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注册攻读博士学位后，遏制不住自己对列维-施特劳斯仰慕的心情，便时时穿越巴黎大学旁边的圣贾克路(rue Saint Jacques)，到路对面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旁听列维-施特劳斯教授主持的人类学研讨会。当时，列维-施特劳斯的研讨会的探讨专题是关于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土族的亲属关系及其家庭观念。我原本对人类学一窍不通，只是怀着求知的好奇心，受到当时法国思想家们采用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开窍启发，试图领聆听列维-施特劳斯的教诲，才斗胆前往。第一次出席他的研讨会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列维-施特劳斯看到我这位黄皮肤的不速之客之后，却以热情洋溢的目光，友善慈祥地接待了我。当他得知我是刚刚抵达巴黎的中国人时，更是主动邀我到他的研究室，细心询问我到巴黎后的生活起居，体贴入微，情真意切。
高宣扬与列维-施特劳斯合影
列维-施特劳斯的研究室宽敞明亮。他指着墙上的梅洛·庞蒂照片说，在当代法国哲学家中，梅洛-庞蒂是他最尊重的一位思想家，他们之间持有亲密的友谊。
列维-施特劳斯特别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感兴趣，也对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化表示极大的热情。他说家中珍藏了一些中国文物，希望我在有机会的时候到家里鉴赏。
我在香港暂住时，曾在《七十年代》杂志以‘周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及前景》一文，受到西方各界的关注，该文立即被广泛地翻译成英、法、日各国文字。列维-施特劳斯表示要看一看这篇文章。后来我把文章的法语版复制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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