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
王 林
一
1989年对于中国艺术是一个关节点。现在回想起那一年年初在北京举办的现代艺术展，竟然有巫术般的预言：肖鲁枪击电话亭、黄永peng水洗美术史、吴山专卖虾、张念孵蛋、宋海冬在地球仪上抹去了东西德的界限，这些作品不知怎么，都预示了后来发生的事情。
新潮美术因政治事件嘎然而止，一时间作鸟兽散。批评家躲在家里再无声息，艺术家能出国的出国，不能出国的回家，进入所谓沉潜状态。然而地火仍在运行，中国当代艺术悄然发生着质的改变：从群体的文化运动转向个体的创作研究；从汲取西方现代艺术成果的反传统，转向直面本土社会——历史问题的中国经验。在此期间，上海的车库艺术展、广州的大尾象艺术展、成都的中国经验画展以及从1991年开始在全国各地连续举办了六回的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成为大陆民间推动前卫艺术的重要活动，它们以其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标示了艺术作为抵抗力量的存在，并提出了“观念艺术”、“媒体变革”、“中国经验”、“都市人格”等批评所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当然，还应该提到王川以“墨•点”为祭坛的深圳个展，孔永谦以文化衫叫卖于京城的波普行为，还有成力抬着现代主义者尸体送葬的兰州街头游行等等。正是这些活动在中国艺术最沉闷的时候燃起希望，于无声处的惊雷和众声喧哗的嚣声相比，前者对于历史更为宝贵。
1989年以后，中国社会在政治上收缩但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停止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把中国带进了全球化的问题情景。由于先进通讯工具和传媒方式在国内城乡逐渐普及，中国人的文化资讯和问题状况渐始与世界同步。艺术批评界从1990年开始对“八九后艺术”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强调艺术作为当代文化的批判力量：
1和后现代文化的表层化、流行性与此时状态保持距离，保持精神反省的深度、力度和历史主义态度；
2拒绝认同金钱至上的市场神话，对社会生活泛商业化和前资本主义状态所带来的弊病深有体悟；
3关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及隐含其间的实质，对掩蔽在现实背后的历史问题毫不麻木；
4敢于直面当代人的心理矛盾、精神冲突及个体生命对生存异化的反抗，不至于在娱乐和逃避中放弃对人和人类生存价值的追寻；
5对各种各样的文化集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及文化殖民化倾向有所警惕，因为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潮流追逐和形式模仿之中，而且潜伏在批评认可和市场生效种种方面。
90年代上半叶，还有三件展事对中国艺术影响甚剧，值得提及。一个是1992年吕澎主持的广州90年代艺术双年展，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双年展名义举办的展览，但仅此一届，再无下文。展览企图通过市场操作让前卫艺术浮出水面，自有其意义。但评奖的暗箱操作和展后不守商业信誉，为艺术界投机活动开了不好的先例。90年代以来弥漫于中国艺术界的机会主义和江湖习气，就是从这个展览发端。在展览会上任戬等人以新历史小组名义进行的“消毒”行为，尽管被某些得到此展好处的批评家有意冷淡，但作为早期有相当规模的行为艺术，对后来者的影响是不能不提的。第二个展览是1993年在香港举办的“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这个展览借用“八九后艺术”讨论的名称和成果，展出了一大批中国前卫艺术家的作品，并通过主方者翰雅轩画廊，将其购藏、代理的艺术家和作品通过圣保罗双年展等重要管道推向国际艺术舞台。后来中国当代艺术品在国际拍卖中一路飙升，张颂仁立了头功，当然他也因此而资产亿万。第三个展览是同年中国艺术家参加的45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是阿基尔•波尼托•奥利瓦，其人因推出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