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遗产的认同：我们能将它抛弃于偏远地带吗？博物馆机构不可预知的作用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委员会
M. K. 高塔姆[i] 著
关祎 译
引言
197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九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期间，索尔·塔克斯（Sol Tax）教授和L. P. 维德亚尔塔（L. P. Vidyarthi）教授都感觉到一种建立博物馆委员会的迫切需要。于是，1978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期间，大会主席维德亚尔塔教授同博物馆学家P. H. 波特（P. H. Pott）和文化人类学家M. K. 高塔姆（M. K. Gautam）商议，征求他们的意见。经商议决定，新成立的“博物馆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将由莱顿（荷兰）的学者担任。然而，1983年在魁北克和温哥华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期间，该委员会被更名为“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Commission on Museums and Cultural Heritage，简称COMACH），由高塔姆博士担任主席。从那以后，“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组织了许多地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会议，并推出了若干人类学-博物馆学项目。“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曾经同国家政府以及地区博物馆合作过。在过去的30多年里，在文化遗产及其认同问题成为当今手首要论题的大背景下，该委员会见证了外界对博物馆机构态度的转变。新近博物馆的数字化设备和全球化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藏品收集工作更加平稳高效。然而，它们仍然在破坏和务实区域特征及其文化。极为有限的资金是的满腔热情的博物馆学专家和人类学家们寸步难行。我们共同期望，对一些尚未被博物馆机构收藏的地方性文化遗产，各种基金会能够积极地给予资助，开展研究、记录及发表研究报告。
 
一、认同与遗产
 
依据文化遗产的概念，“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试图强调对区域认同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如今全球化已经成为形成理想化一元地球村的一种必要参数，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区域认同看作是对我们世界遗产的一种反映。它们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应当被忽略。被关注群体的认同由一些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如语言，交流方式，手势，宗教仪式，行为准则及其价值观念，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础构架，招募新兵的方式，婚姻和亲属关系，生活危机，父系制与母系制下的同族通婚和居住形式，对姻亲、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的期望及其继承关系（Gautam, 1977）。认同（identity）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多种不同的功能，适用于一些次级认同的形式（Parsons, 1951, 1967）。换句话说，认同（identity）和遗产（heritage）是一对同义词。由于人们的观念是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得以保存、维持，以及被实际的使用和解释，因此，它们便成为了文化遗产的神经系统。这些观念通过抽象的、有形的和象征的等多种可能的形式发挥作用。故事、民间传说、背诵、交流和言语等形式的口头传统，它们不论是否已被记录成文字，都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心理学所谓的遮阳伞搬的保护。它们通过抽象的形式产生了感性认识、意象和具体的表现方式，借助神话的构成体系转变成了实体的外形，并划清了不同群体认同的文化界限。
二、博物馆的发展
在西方通过殖民化不断扩张的时期，欧洲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和行政官员被那些鲜为人知的群体及其文化所深深吸引。对他们来说，这些群体的一切物质存在都是具有异国情调传统的东西。他们将之收集起来布置在私人房间里，或者是送到一些公共博物馆中。这种收藏行动的持续进行促进了民族志和人类学的发展（Gautam, 1969, 1972）。
在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殖民化、资源开发和贸易扩张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私人收藏者，并且他们在收藏者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