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美学对现实的思考——国外审美人类学前沿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有意识地朝跨学科方向迈进的新兴学科逐步形成并有了一定发展。研究者借助人类学研究方法，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艺术、美学、非西方族群的审美偏好等问题，一系列关于人类学与美学这两门学科交叉研究的前沿论题也由此引出。
探寻审美和艺术产生的物质基础
托尼·弗洛里斯(Toni Flores)在《美学人类学》一文中指出，“各种审美和艺术现象都有其物质基础。每一种艺术都以形构的方式将它的各种成分相结合，存在于文化既定的‘语法’之中”。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倾向于思辨的、逻辑的、形而上的思考，在关于“美”和“艺术”等经典的美学范畴的建构和阐释中形成了一些学说与思潮。然而，为什么美学在努力探究各种概念和范畴的可能性过程中，对于自身物质基础的追问却难觅踪迹呢？贾克·玛奎(Jacques Maquet)通过批判柏拉图的理想世界和浪漫主义精神这两种审美模式，揭示了这一追问缺席的事实。他指出，这两种观念都假定了艺术的先验特征，将艺术和美从它们生长的土壤中抽离出来。                 
审美和艺术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或实体，它们是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并发生作用的——这是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念。贾克·玛奎强调，是日常生活而非形而上的观念在建构审美和艺术，无论观念多么精致、缜密，它都无法成为审美和艺术产生的物质基础。因此，唯有深入探讨建构审美和艺术的深层物质基础，才可能对审美和艺术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具体语境中考察美和艺术的观念
审美人类学研究逐渐发现，美与艺术的观念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研究者认为，对美与艺术观念的研究是理解审美和艺术现象复杂性的必经阶段。
在西方传统美学中，“美的”往往成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根本规定，然而，对此规定的认同却局限了美学研究，造成了研究困境。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在研究非洲文化时，引入“反美感的”(anti-aesthetic)这一术语，对有意制造的丑陋艺术(intentional ugliness)给予了特别关注。他认为，美学研究也要为丑陋艺术、喜剧、悲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留有空间。
不仅如此，关于美的指称词汇的多样性及其意义的在场性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考德威尔(Cordwell)指出，审美价值与宗教、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紧密相关，关于“什么是美”的词汇，可能主要指诸如财富或声望价值，宗教或政治象征体系等属性。在非西方社会，尤其对没有本族文字的民族而言，尽管未必存在被称为“美”的高级抽象的观念，但审美和艺术却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与他们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文化、生活常识、生产技术、宗教观念、教育、道德等知识融为一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传授和强化这些知识系统的主要媒介与力量。
因此，贾克·玛奎再次强调，在关于审美现象的研究方面，“相信能采取一种超越具体文化的立场和观点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凯瑟琳·巴洛(Kathleen Barlow)也指出，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强调艺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这已经超越了西方社会关于艺术必然是好的、真实的、漂亮的等诸如此类陈腐的预设。于此，对美和艺术的观念的语境式考察和阐释，有可能为审美人类学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批判视角和理论成长空间。
重新解读非西方社会中的审美和艺术价值
在西方传统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非西方社会，尤其是那些没有本族文字的民族的审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