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服饰演变的主要模式
在对贵州西北部梭戛乡长角苗服饰的个案调查中，我们发现其民族服饰演变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以女服为代表，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呈能动性演变；另一种以男服为代表，在外来强势文化冲击下进行被动变迁。这两种服饰变迁的模式不仅仅发生在长角苗的生活中，这可能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民族服饰在全球化进程中进行演变的最主要的两种模式。
第一种民族服饰的演变的主动权在于这支民族自己手中，他们跟随时代不断变化的审美观使得他们有选择的挑选布料、纹样和款式，将原有的服饰进行改进。维吾尔族服饰，回族服饰，以及藏族服饰目前基本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演变，布料有所更新，纹样将外来纹样融合到传统纹样当中，不过在形制上并没有太大变化，穿着仍较为普遍。不过，与刚才提到的三种民族服饰演变所不同的是，长角苗女性的能动性选择主要建立其仍然生活在封闭的且较为稳定的传统生活方式下。在外来强势文化下，由于语言障碍，削弱了强势文化对其冲击，她们在观察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有选择的进行接受。在头饰上，以前以真发、马鬃或麻线为主的假发已经换成了黑色的毛线，这种毛线做成的头饰使得头部负担减轻，于是头饰整体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生活质量的改善，在温饱的基础上，苗族妇女有更多的时间用在刺绣上，于是越来越复杂的耗时的全刺绣服饰替代了以前的部分刺绣服饰。
纵观苗族服饰近代变迁史，主动性选择变迁的服饰也分为两类方式，一类是由该民族知识精英倡导的盛装与便装分开的体制，有利于民族服饰的传承，主要体现在黔东南的民族服饰的变迁中。由于黔东南经济相对较好，较早培养出一批本民族知识分子，他们意识到将民族服饰的民族认同性与实用性分开来适应社会的发展，用简化的便装形式来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环境，解放手工，将原来的刺绣服饰发展到更为繁杂和精致作为重大节日和礼仪的盛装，使得民族服饰较好的得到保存和发展见图1图2。另一种则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本族知识分子较少参与的地区，这种变迁是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观的纵深发展，从而带来的整体的自觉性选择，也是集体智慧参与的结果，长角苗女性服饰是这类变迁的集中体现。
在对长角苗配饰变迁进行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信仰因素竟也是稳定服饰变迁的一种重要因素。长角苗的颈饰分为两种，一种是纯装饰性的，另外一种则主要是作为护身符存在的，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其纯装饰性的颈饰在生态博物馆开放以来的十年间不停的发展变化，从最初的几个铜项圈变成了加包塑料纸的款式，再到包绣片的款式，而作为辟邪护体的项圈则一直是藤条和带牌的铜项圈，近十年来款式和材质没有发生一点变化。分析起来，虽然此地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环境依然比较艰苦，在与疾病和天灾斗争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妇女和儿童依然需要带有巫术性质的项圈带给自己和家人心灵的安宁。
第二种民族服饰的演变是主体自动放弃主动权。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长角苗男性服饰除却保留青年民族服饰传统外，其余基本消失殆尽。而周围彝族以及布依族、穿青人等少数民族的服饰都基本已消亡。国内目前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服饰现状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弱势民族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生活方式相对比较原始的情况下，与经济较发达，生活质量较高的民族文化长期的持续互动，全面的接触后，其结果是民族服饰拥有者自卑的放弃主动权，较为被动的全面接受强势民族服饰装扮，使得原有文化体系发生大规模变迁，传统民族服饰基本消亡。这种演变与第一种较为复杂的审美曲线不同的是，第二种演变实际上体现的是纯粹的两种生产方式的斗争，在生产力上处于劣势的民族服饰很可能走向消亡。
此外，除了这两种服饰演变方式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强制演变。也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