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男，民族学博士，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学与民俗学。主要著述有《史前史与考古学》（1992）、《民族学新论》（1992）、《民族政治学》（1993）、《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1998）；主编（或合作主编）有《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1996）、《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1998）、《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2001）、《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2006）等；译著（或合译）有《现代文化人类学》（1988）、《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1988）、《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1998）等。

廖明君：男，《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周星教授，这次在北京见面，非常高兴。多年前，我们曾邀请您担任《民族艺术》杂志的编委，您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还是很支持我们刊物的工作。这次您答应接受我的访谈，真是很感谢。近几年，国内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方兴未艾，您能否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向《民族艺术》的广大读者作一些介绍？
周星（以下简称“周”）：谢谢廖先生。当年不敢答应做贵刊的编委，是深感责任重大，我那时工作很忙乱，实不宜空挂头衔，以免耽误了你们的工作。但这些年，我一直很关注贵刊，并从贵刊发表的著述中学习到很多知识。这次承蒙不弃，我愿就您出的这个题目做一些评述。我留意到国内学术界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问题时，很自然地会关注先行一步的发达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的经验。因为已经有一些文章或著述多少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现状等，那么，我这里的评述应该说只是以补充或讨论为主吧。
廖：我曾到过日本访学，对日本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和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珍爱与保护有较深的印象。虽然日本国内一直也有学者在不断地讨论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在全球化冲击下日本传统文化的存续很有危机感，但从我们看来，他们在这方面处理得还是比较好，就是说，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基本上并没有以传统文化为代价，而是实现了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和谐共生。您觉得，他们在这方面都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周：在大力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可以说是历届日本政府长期持续的目标，这个目标自明治政府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其间虽然有战争的破坏，也有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压制（例如，旨在建立“国家神道”而强化对社寺的管理、废佛毁寺、压制佛教民俗等），但总的来说，其文化政策在保护传统遗产方面是具有一贯性的。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大约创始于明治时代，后来的一百多年间屡有修改和补充，被纳入保护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各种制度的细节也逐渐趋于完善。日本人做事认真、细致，这也反映在他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现在，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各界正在进一步地致力于把他们的文化遗产作为“资源”盘活，一方面采用新的“登录制度”以弥补此前“指定制度”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地让文化遗产不再只是躺在博物馆或仓库里做“标本”，而是要想方设法地让它们能够公开给全体国民，让它们能够被继续利用，包括被应用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各种事业。
相比之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曲折，除了国家积贫积弱，饱受列强侵略掠夺之外，还有内战和革命，特别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大都把传统文化看作是现代化的阻碍和对立面，认为全要破除。文化原本是应该不断积累、建设和发展的，结果却成了“革命”的对象。正是由于连续性的断裂和意识形态偏见，才导致了我国眼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