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去田野中寻找生活的设计历史
李立新
摘要：本文在指出史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与阐释主义两种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及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设计史研究的生活史与田野考察方法的转向，进一步指出这一转向的主要动因及方法论意义，并通过中国油纸伞与四轮车的田野工作实例说明田野考察方法在设计史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及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设计史研究；方法论转向；田野调查
作者简介：李立新（1957—），男，江苏常熟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与设计》常务副主编。研究方向：设计历史及理论。
用“设计”的观念去审视人类的造物活动，关注造物活动的地域、文化、生活特性，重视设计史的生活性质，提示生活行为与设计发展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中国设计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这种研究转向的出现是在当代设计艺术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动的背景下，是设计艺术学科内外因素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研究的转向将带来设计史研究中生活的回归，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设计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让人重新思考人类造物的真实图景，为中国设计艺术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设计史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及其误区
中国史学从来就有自己的研究传统，通古知今，以达天下，“通变”、“观变”、“明变”是其核心价值，对于艺术发展及规律的研究也曾纳入其中。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理论”的建立，这一史学传统受到实证科学理论的挤压，史学研究必须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作为方法论基础，方法论实证主义被奉为史学研究的根本范式。当发现实证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致命缺陷后，阐释主义方法论成为史学研究的又一视角。设计艺术史研究借用这两种趋向分离的方法论，其结果导致设计史与生活世界的严重分裂。
1．两种方法论思想
设计艺术史研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论。长期以来，借鉴艺术史研究和人文学科研究中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人文主义）的方法论，而由此所引发的论争一度较为热烈，莫衷一是，持有不同方法论的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设计史研究做出方法上的释解。[1]但是，当我们对相关研究进行细细审视之后却发现，两种争论虽有不同的指向和关联域，有着不同的层次，但却都是沿着“可证性”和“类比性”这两个逻辑起点建立起来的。
在“可证性”的视角下，许多学者认为设计史应该用“设计事实”作检验，强调设计事实是外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设计史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原则是将设计现象当作客观事物看待，按照自然科学定量、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着重设计数据的证实，采用价值中立的客观主义态度，一切以可证的原则为准绳。其目的是建立设计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在这种逻辑之下所形成的设计史研究主要观点是：设计艺术史的基本知识要靠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获得，有多少资料出多少活，因此，要尽可能占有原始资料和全面占有资料。“在实物史料中，出土物最重要，依据它们，应当能够建立足以凭信且不断进步的中国工艺美术史。”[2]
以“类比性”为起点的学者们则表现出一种较为特殊的思维逻辑，“即从主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语言游戏为类比的知识模式”。[3]模式转换之后强调主观性的理解，带来了设计史研究被看作是一种解释性活动，而不再去寻求主客体之间的表象与本质是否符合。实证科学的核心是确定性的真理观，目的是要把握事物的同一性。而人文主义的真理观是解释性的，多元的，所追求的是殊异性。这种思维逻辑的逻辑起点是“类比”的，主要建立在“语言游戏”的类比上，从而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