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生产的实验民族志文本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批评
(载《上海文化》2007年第1期)
1966年5月，巴特应东京法日学院院长潘盖（M.Pinguet）之邀，到日本主持一个 “叙事结构分析”的研讨班。1966年至1967年，巴特先后三次赴东京，对日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拍了大量照片，积累了对日本的留恋，也为《符号帝国》积累了素材。[1]
该书成于1970年，其在巴特写作史中亦显突兀，此前他1965年完成《符号学原理》，1966年完成《批评与真实》，1967年完成《服饰系统》，1970年完成《S/Z》与《符号帝国》。70年前那个时期后来他总结为“符号学阶段”，是“符号学的虚构”、“轻微的科学狂热”[2]。这本书似乎是巴特写作的一次断裂，其后他就慢慢转入“享乐的伦理”阶段。“《符号帝国》确实可以看作是巴特在法国思想舞台幕后的一次休息，一次调整，一次暂时的放松。总之巴特放弃了那种针对性的理论姿态，在此，他不用慷慨陈辞，不用辩驳，不用宣言，也不再激进了。”[3]
谈论这本书是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四不像”，既不是哲学、文学、符号学、人类学，但又好像是。学科的范式于此无能，批评于此失效并遭遇了尴尬。这是个实验性很强的文本，因此我的批评也只能是一种实验性尝试（相对于巴特的其它著作，对该书的评论比较少见）。我将《符号帝国》阅读为民族志的实验写作。这里指的实验性民族志，不仅仅是人类学学科范式的民族志，而可以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实验性写作样式，它是多元的，跨学科的，是诸多声音的喧哗。民族志概念可以是一个阅读建构的概念，读者可以将某一文本当成民族志来阅读、甚至来生产，而不是作者或者专家们的指定。民族志的实验写作更在于是一种阅读与批评策略，而不仅仅是那些明确标榜民族志实验写作的作家们提供的文本。尽管有经典的民族志文本规定了其基本规范，但此规定未必就是天经地义。实验阅读与实验批评的目的正为打破那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规定性；实验是为了创造，而不是因循。
下文我将分四个方面叙述此文本的实验性，并对该书做一些批评。
一、 符号学系统的民族志
《符号帝国》顾名思义，是诸符号的聚集，是符号学批评的延伸与实验。巴特在《神话学》、《符号学原理》等提出“含蓄意指”概念，其大意如此：“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意指作用相当于 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这样我们就有一个ERC。现在我们假定，这样一个系统ERC本身也可以变成另一个系统中的单一成分，这个第二系统因而是第一系统的引伸。……第一系统（ERC）变成表达平面或第二系统的能指。”，“可以表示为（ERC）RC”。 [4]此概念可谓巴特的核心概念，其一生几乎就是不断将此概念实验性地扩展到不同领域与学科中：《神话学》对法国当代社会做意识形态批评，《符号帝国》描述日本并批评西方形而上学，《罗兰·巴特自述》指向自传写作神话，《明室》分析摄影。含蓄意指，剑走偏锋，关注边缘，从细微处入手，通过其天才的分析而解构所谓中心、宏大。尽管此概念看起来十分简单，但第一系统与第二系统如何建立连接却需要批评家有敏锐的感觉力，而能小中见大，发他人所未发。
《符号帝国》中巴特辟头就说：“我还可以——尽管我绝不希望对现实本身进行描述或分析（这些都是西方话语篇章的主要表述情念)——把世界上某个地区（遥远的国度）出现的一组特征（这是语言学运用的术语）抽出来，细心地根据这些特征来构成一个系统，我将把这个系统称为：日本。”[5]因此他关注的日本并不是作为政治、经济的现实日本，而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