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蒙古史诗讲唱中的“替罪羊”现象
阿婧斯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替罪羊”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原始民族风俗信仰中，蒙古史诗讲唱同样也存在类似现象。通过对史诗讲唱“替罪羊”现象的分析，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了解古代蒙古人精神世界与风俗信仰的角度。今天曾经在民众心中具有神圣地位的蒙古史诗早已被现代文明观念所消解，但这绑在毡包前代人受过的羔羊却能向我们传达出千年前蒙古先民的原始思维以及蒙古史诗那神异威严的力量。
关键词：蒙古史诗；风俗信仰；“替罪羊”；精神世界
蒙古史诗是诞生于蒙古民族幼年时期并伴随民族发展历程的口传活态史诗。近年来对蒙古史诗异文的搜集整理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对蒙古史诗的研究也从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方面展开。但若只抽取史诗文本忽略史诗的活态完整性将会造成史诗内容的大量流失，降低史诗的价值。因此本文将以许多珍贵的田野调查笔记作为重构先民心中的史诗世界的重要素材，放宽眼界，将蒙古史诗置于宏阔的人类视角下比较勾连，努力贴近史诗发生的文化环境，通过对史诗讲唱中的“替罪羊”现象分析，捕捉到更多有价值的蒙古文化信息。
“替罪羊”一词指代他人受过的人和物，其语源来自于《圣经·利未记》中大量关于通过献祭羔羊来洗脱自身罪责的记载。而这种转嫁灾祸的做法在人类社会初期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在面对强悍的灾难时各个民族的先民为求自保纷纷天真而狡诈地选择将灾祸转移给他人他物，在先民稚弱的世界观中，这样的做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人类学著作《金枝》便搜集了许多原始人转嫁灾祸的记录。“一个摩尔人头痛的时候，常常把一只小羊或山羊打倒在地上，认为这样就把头痛转给了山羊。”[1](541) “在阿拉伯，遇到瘟疫流行的时候。人们有的牵一只骆驼，走遍城里各个地区，使骆驼把瘟疫驮到自己身上。然后他们在一个圣地把它勒死，认为他们此举去掉了骆驼也就去掉了瘟疫。”[1](541)
类似灾祸转移的例子在蒙古人讲唱史诗时也同样存在并被发现。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朝<?戈金教授在新疆的一段田野调查笔记：“演唱前要在房前拴上匹白马。《江格尔》要80多部呢，说着说着，到最后‘历史’讲完了，那匹白马就会立即死去，假如那匹白马不死的话，说《江格尔》的江格尔奇就会立即死去。”[2](71)“没有人会讲《江格尔》的12部，假如12部全都要讲的话，在门口绑一只黄头的白绵羊，一结束就把那只羊立即杀掉。”[2](75)“说是讲《江格尔》的12部的时候，在门口绑只黄头的白绵羊，《江格尔》一讲完，那只羊的肚子就会爆炸，不然江格尔奇的肚子就会爆炸。”[2](75)这段资料表明白马和绵羊转嫁了江格尔奇的灾祸，成为了那寻常又伟大的“替罪羊”，但为什么讲唱史诗会获得灾祸，而这种灾祸又是如何在原始人心中转移的呢？
蒙古民众对史诗的神异性和和消灾祈福的认识可以说是讲唱史诗会遭受灾祸的前提。蒙古史诗作为口传史诗，民众既是史诗的受众又是史诗的创造者，所以听众心理直接影响着史诗的形式和内容。史诗对于现代人来讲只是一种早期文学样式，但在萨满教“万物有灵”世界观影响下的蒙古先民心中，史诗无疑具有神异性并具有超文学的文化功能。如在蒙古国和中国卫拉特地区广泛流传的关于蒙古史诗的神话《两个猎人》就表示史诗是可以取悦山神并且在唱诵过程中是有山神在场作为听众的。如巴亦特人史诗艺人谈到：“所谓史诗，无非就是唱诵山神还在人间的时候建立的伟大功绩。因此，演唱史诗的时候聚集的不仅是人，而且还有诸山神。”[3]